原创《财产性收入再分配》：这篇财产性收入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财产性收入已成为加剧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相关税收是对此进行调节的核心手段,因而再分配率如何设定和政策是否有效变得非常关键.文章以微观个体为出发点,将财产性收入差异以资本生产率的形式加以体现,同时强调高收入阶层通常享有更多的社会决策影响力,即其再分配偏好会得到更多重视,由此设计了对应的经济学实验.研究发现,引入差异化权重的模型不仅能够更好地解释实验中观察到的行为,而且也为中国财产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效果欠佳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即过度重视高收入阶层的诉求,也会使中国实际征收的税率过低.较低的再分配率不仅难以调节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而且会将负担更多地落在普通工薪阶层身上.当然,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依然存在,过高的再分配率会抑制社会资本的总产出.
关键词：收入分配；财产性收入；再分配偏好；实验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8）02-0036-11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
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国家统计局曾发布了2003年之后的基尼系数,该数据始终高于全球平均水平（0.44）和国际公认的收入差距“警戒线”（0.4）.在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最近几年有所降低,如图1所示,2015年的数据（0.462）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但仍在高位徘徊,这种持续性的贫富差距过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入差距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居民的工资收入本身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包括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和个体差距等；另一方面则是由其他收入导致的,尤其是所拥有资产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包括出租不动产得来的租金、出售房产带来的溢价盈利,以及各种金融资产带来的收益.财产性收入具有“马太效应”,是加剧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富裕家庭积累了大量的房产和金融资产,这部分资产在近几年产生了远高于工资收入的经济回报,导致了“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中产阶层普遍焦虑”的社会现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全国层面看,财产性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比例仍然较低,2014年约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但财产性收入的增速较快,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由2005年的192.9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977.8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0%,这就使得由此产生的收入分化作用不可忽视.迟巍和蔡许许采用基尼系数分解的方法分析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通过和其他收入的对比,发现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是最高的,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在迅速变大[1].
贫富差距过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及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理论分析和对策探讨,试图通过再分配政策扭转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主要包括各种发挥收入调节作用的税收手段,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调节性税种的共同特点是对富人征收较高水平的税赋,同时对穷人征收较低水平的税赋,并将税收用于包括医疗、教育、养老金在内的民生项目予以反馈.由于低收入的人在税收反馈过程中受益较多,进而实现了转移支付的目的.然而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往往并不一致,国家在设计税制时需要重视不同阶层之间的再分配偏好.此外,社会的财富分层导致了阶层的分化,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方方面面,这又会衍生出一些策略性行为,比如富人通常在社会上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可能会过度代表其他阶层的再分配偏好表达,影响原本倾向于低收入人群的政策制定初衷.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的个人再分配偏好入手,在实验设计中根据经济地位差异赋予不同个体差异化的影响力权重,从而探讨不同倾向性调节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为再分配方案设计提供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拟以衡量社会个体对财产性收入再分配的偏好程度为起点,而偏好又和个体的收入地位相关,在基于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将个人偏好转换为社会偏好时,群体中“收入中位人”所偏好的再分配方案将获得最多支持,并在实际中得到执行.
二、文献综述
就研究现状而言,财产性收入专题是依附于收入分配研究展开的.对于中国贫富差距的表现、成因和对策,国内学界在过去若干年中进行了不少研究.
研究发现,阶层和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的具体表现形式[2].但究其根本,收入分配研究的核心是要解决如何在兼顾效率的同时实现均等,而所谓的均等又涉及起点、机会和结果的均等.其中,机会均等是制定合意性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逻辑起点,具有操作层面的意义.在机会均等的视角下,贫富差距的成因可以被归为两类：一类是机会均等条件下个人禀赋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另一类是机会不均等条件下其他因素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3].也就是说,第一类情况和个人禀赋直接关联,前提是个体的劳动生产效率存在先天性的差异,高生产效率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高收入行业或者高收入地区以便获得更高的薪资收入,进而相比低生产效率个体产生较大的收入差距.第二类情况则是因制度规定、社会关系、家庭财富等因素形成的机会不均等,进而影响个人今后的收入状况.目前看,住房等财富的拥有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的收入水平.一些原本富裕的家庭由于在过去购买了多套房产,并且在后续日子通过溢价出售、出租房产获得了大量收益；和此同时,不少贫困家庭在今日倾尽毕生收入也难以负担起一套住房[4].综上,在第二类机会不均等条件下产生的初始收入差距更大,且因涉及公平认知,更容易激发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矛盾,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在抑制贫富差距的对策上,政府还是依赖于各种发挥收入调节作用的税收手段,比如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其中個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种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收较高的税赋,而对穷人征收较少.然而,当前基于调节性税收的再分配手段是否有效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崔杜勇比较了中美再分配制度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上的效果,结果发现通过再分配后,美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了,而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5].前述研究认为中国再分配机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是逆向的,但也有研究肯定了中国再分配机制的正向调节作用.这些研究对比了分税制改革以来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发现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果有所改善,但其再分配效应从整体上来说仍偏弱[6-7].
财产性收入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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