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溥仪妻子李淑贤自我辩白》：本文是一篇关于李淑贤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笔者过去做编辑工作,存留部分名人信件,内中文艺界的居多,也有界外的,比如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曾先后寄来三封信,现均完整保存.和信函内容相关联的,是李淑贤认为她和溥仪的婚姻生活,曾被美国作家于《中国末代皇帝》一书中作了不合乎事实的叙写,她为此著文辩白,这篇文章经我之手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
三封信分别写于1990年11月18日、12月22日和1991年2月9日.
还记得1990年秋天的某一日,有一位叫李喜根的中年男子到报社来找我,说他和溥仪最后一位妻子李淑贤很熟悉,李女士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人在做末代皇帝溥仪的文章时,用了一些不实之词,歪曲她和溥仪的婚姻生活,对她个人的形象有所抹黑.气愤之余,李女士想写文章,对一些事情进行澄清和辩驳.李喜根此次来访,就是希望解放日报能帮助李淑贤了却这一心愿.他还说到李淑贤表示她同溥仪共同生活了6年,经历和了解不少情况,如果报社有兴趣,她还可以陆续写一些回忆性的文字（由于来访者也姓李,所以当时我曾猜测李喜根是否是李淑贤的族亲或族人之类）.
对于溥仪和李淑贤的婚姻状况,当时我有一些零星耳闻,其内容褒贬都有.听完李先生的述说,我的想法是,溥仪同李淑贤1962年联姻的时候,业已经过改造,具有中国公民身份,两人的结合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支持.溥仪当过全国政协委员,李淑贤则曾经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有关文章记述他俩婚姻生活的状况,当事人有异议和意见,要申述,他们是有这样的权利和自由的.我当时还想到,婚姻关系常常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何况这一对夫妻的结合有其特殊性,如果写作者不做全面了解,把一些 的东西集中起来,是很容易发生偏差和不公,从而损害当事人的形象和声誉的.据此,我表示愿意接受李淑贤的文稿,并提出解放日报是一张有影响力的报纸,文章一定要写得客观务实,希望李女士做到这一点.
过了不久,就收到李淑贤从北京寄来的邮件,文稿之外,附有简函,全文是：
沈扬同志：您好！
关于这篇文章贵社很支持我,谢谢.
这篇稿子是我写的,文章很杂乱,请李喜根同志帮我整理修改后我已看过,并请他帮助找合适的地方发表,现贵社能支持给我发表,我同意由解放日报发表,并请您能在文章发表后给我寄报纸.衷心感谢. 此致敬礼！
李淑贤90、11、18
从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篇2800 字的文章初稿是李淑贤写的,因写作水平的问题,请李喜根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和修改.文稿的题目是《关于溥仪和我的婚后生活》.李淑贤在文章中,首先对美国作家爱德华·贝尔在写《中国末代皇帝》前从未采访过她表示不满,“一心要为溥仪作传,要写溥仪和我共同生活的贝尔先生,却忽视了和溥仪朝夕相处整整6年并对这一段历史最为了解的溥仪之妻,这恐怕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疏忽”,“至少可以说缺少应有的严肃态度” ,也正因为如此,在记述溥仪和她共同生活情形时“显得捉襟见肘”.文章接着列举贝尔书稿中有关这方面的不实描写,比如：“李淑贤继续做护士,但她发现照顾溥仪简直让人发疯.” “各方面的材料都说明,她（指李淑贤）似乎十分泼辣,但溥仪平静地忍受了他新的不幸.” “溥仪住院后,刚开始,在另一家医院当护士的妻子还来探望,慢慢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来了.”李淑贤觉得这位从未谋面的外国人“秉笔直书”的胆量和随意性“令人吃惊”,她认为作者笔下的“新的不幸”,实际上“是想唤起一种轰动效应”,“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新闻自由”.
接下来李淑贤叙述了自己和溥仪的婚姻状况和情感生活.其中写到,“尽管我和溥仪在出身和经历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别,可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都如饥似渴地追求人人都有的那种极其普通的家庭生活.我们结合后相依为命地度过了5年半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几乎寸步不离.北京西城南草坊的街坊邻居看到我们清晨相携而出,日落并肩而回,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 当过皇帝的溥仪动手能力很差,闹出许多笑话,为此做妻子的也会嫌他笨手笨脚,有时还冲他发火,溥仪此时总是主动认错,并虚心地从一点一滴学起.她对此的感觉是：“生活中每经历这样一次‘插曲’,等两颗心贴得更近了.”关于溥仪生病住院的情况,李淑贤是这样记述的：溥仪患的是尿毒症,她花了好大力气叫到一辆出租车,送到医院,大夫过来看看就不管了,泌尿科也不接受,不得已她找了政协老领导沈德纯,沈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才住进了人民医院.“从这时起,直到10月17日溥仪去世,除了给溥仪办事外,我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床头.溥仪病危期间,换住小病房,由于屋子太小,连个木椅也摆不开,我就将两只木凳放在门口,一连13天,晚上就趴在小木凳上打瞌睡.”接下来讲了她为溥仪熬中药的情景：怕医院熬不透,每次都把中药带回家里细细熬,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有时乘不上车,就走到医院,“心里七上八下地惦着溥仪的病情”.李淑贤还写到,丈夫在医院里曾无数次地对她说：“我现在真亏了你了.如果没有你,这种时候谁还会来照顾我,那可就把我苦死了！”
文章的最后,李淑贤把贝尔先生文稿中不合乎事实的描写,归结为西方人对中国的事情常常存在偏见,他们对中国末代皇帝被改造成了公民过上幸福生活这一基本事实本身就存在疑问,对之后发生的婚姻状况也抱怀疑的态度,又不愿意作负责任的调查研究,在记述上出错就在所难免.文章的最后几句是：“如果有一天他能抛弃他的先入之见,愿意发现中国末代皇帝婚后的真实生活,我仍然愿意提供真诚的合作.”
这篇文稿的编审过程很顺利,报社领导予以支持,发表在11月29日的《朝花》版面上.
文章见报后,我按北京李淑贤的通讯地址寄去两张报纸,并附信表示欢迎她继续来稿,我们可以用栏目的形式予以刊登.过了若干天,我收到了李女士写于12月22日的来信,内容是：“沈扬同志：你好！12月6日来信（和）报（纸）收到了,我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对我的精神给予安慰. 你们想在报上开辟一个栏目,我非常高兴,很想同你们合作,因现已快到元旦了,我活动多些,有时开会,有时要办其他一些事情,再加上身体不太好,我想推迟到过了新年准备再写文章,请谅解. 新年到了,祝你新的一年里工作一切顺利！ 谢谢！ 此致敬礼！ 李淑贤90、12、22”
此后过了一个多月,也即春节前夕,收到李淑贤的第三封来信（写于1991年2月3日）,告诉我已经收到报社汇去的稿费,再次表示感谢报纸对她的支持.接下来为准备续写的文章还未动笔而表示道歉,说原因是里里外外的事情都要自己去做,一月份政协开大会,去参加七八天会,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身体又不好,所以感到时间很紧.过春节后“如能抽出时间尽量去做”（指写文章）.最后是“祝您和您的全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等
后来随着信息渠道增多,溥仪和李淑贤婚姻和情感生活的情况有了较多的披露,其中多篇文字说到了溥仪因生理上的原因——早在前两段婚姻（婉容、文绣）中就失去了性能力,因此和李淑贤的结合是无性婚姻.李淑贤曾为此苦恼,婚姻过程中一度出现危机,后在各方劝说下情绪安定下来,复归于好.我想,由于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李淑贤在一段时间里想不通,夫妻感情产生一点波澜,是在情理之中的,因此而责怪、贬抑她未必公平,在这方面她付出了代价,是应当得到同情的（两人于1962年4月21日结婚时,李36岁,溥仪55岁）.李淑贤出身平民家庭,人生经历中有过曲折,文化程度不高,她在和溥仪相处和溥仪身后有关事宜中如有一些缺失之处,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而溥、李婚姻的总体状况,她在《关于溥仪和我的婚后生活》中的叙述还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
李淑贤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溥仪妻子李淑贤自我辩白为适合李淑贤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河北八旬老太李淑贤入狱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