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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当父亲把《快雪堂法书评语》从南京带回徐州时,这本当年由张伯英亲自点评并赠送给我曾祖父的珍贵拓本放在徐家已经半个多世纪了.2009年父亲去世,之前因为疾病和其他不可知的原因,他没有留下关于这部拓本的只言片语.
唐太宗和《兰亭集序》
公元649年5月,唐太宗李世民病故,葬于陕西礼泉县境内的昭陵.与他的遗体一起埋入坟墓的,是大量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和无数名贵的字画,其中包括了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李世民是位骨灰级的“王粉”,他喜爱王羲之到了痴迷入魔的程度.不过这种喜爱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它对王羲之书法的传世,带来了致命的阻碍.据记载,李世民差人遍访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做到到三千六百纸.而到了宋徽宗时,天下王书不过仅存二百余纸.其余的都到了哪里?恐怕李世民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对于《兰亭集序》,王羲之自己也十分珍爱,把它作为传家之宝,一直传到七世孙智永禅师.智永因出家而无后,临终将其传给徒弟辩才和尚.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曾与辩才共同师事智永,猜到《兰亭集序》应该就在辩才手中.于是李世民多次召他携字进京,辩才却坚称此字早因战乱而丢失,拒不赴京,李世民却也无奈.后来宰相房玄龄设计,派一个叫萧翼的人扮作赶考秀才,借住辩才的寺院,最终骗走了《兰亭集序》.李世民喜不自胜,命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临摹,分赠诸王和近臣.其中冯承素的摹本,因为后来盖上了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的印玺而被称为“神龙本”.乾隆皇帝曾认为虞世南的摹本为第一,而后世学者基本都认为冯本最有王书神韵.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兰亭集序》的各种印刷品,大多都是冯承素的这个神龙本.冯本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在真迹不可再见到的情况下,它也成了无价之宝.
还好,纵使整个天下都是李世民的,他还是无法做到把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一网打尽.而《快雪时晴帖》,就是“漏网之鱼”中最著名的一幅.
乾隆皇帝和《快雪时晴帖》
与《兰亭集序》产生于一次文人雅集的公众场合不同,《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一封28字的私人书信,内容是写自己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和对友人的问候.全文为：“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 翻译过来基本的意思是：“羲之拜上：刚才下了一阵雪,现在天又转晴了,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情没能帮上忙,心里郁结至今,世上很多事情就是这么无奈.王羲之拜上,致山阴张侯.”
不用说,《快雪时晴帖》最初是在这位张侯的手中,其后流传的过程已不可考.现存最早的记录是宋徽宗宣和年间*在朝廷内府,后来上面先后有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刘承禧、王稚登、文震亨等人的跋语.元代又入内府.到了清代,流入国子监祭酒冯源济家.1679年,冯源济把它进献给康熙皇帝,《快雪时晴帖》从此重入朝廷内府.
一生酷爱书法的乾隆皇帝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将此帖誉为“二十八骊珠”,并在帖前题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及“神乎其技”等文字.他把《快雪时晴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一并*于故宫养心殿西暖阁内.清朝自雍正以下的八位皇帝都在养心殿居住和办公,乾隆把原来西暖阁的一处温室改修用来存放“三帖”,并亲书匾额“三希堂”悬挂于此,视三帖为稀世瑰宝.除了常来三希堂观书览画,每年的中秋节和北京落下初雪的那一天,乾隆更是要沐浴焚香,再来欣赏《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并以宋锦制成袋囊盛放,备极爱惜.
若论中国历史上最为卓越的皇帝,个人认为唐太宗和康熙大概要排在数一数二的位置.但就对待名人书画的做法来看,唐太宗的境界已不及康熙.比如对王羲之的书法,尽管康熙乾隆这祖孙俩也拿它当作皇家私产,但总归死后不往坟墓里带.不仅如此,1747年,乾隆皇帝还命人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134位书法家的作品,包括三帖在内,摹勒刻石.同时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这些刻石嵌于楼内墙上,命名为《御定三希堂法帖》.因为《快雪时晴帖》排在第一位,故又称《快雪堂法书》.它荟萃了历代书法名家的代表作品,成为当时海内书家所瞩目的圣殿.圣殿门前,熙来攘往,而真正能登堂入室、窥其堂奥的,是阅古楼建成170年后名动京师的大书法家张伯英.
张伯英和《快雪堂法书》
即便是利用最柔软的工具比如宣纸、墨包等,拓印对于碑帖和金石文物来说也会带来磨损.比如最初对石碑的拓印,称为“肥本”,此时的拓本几与碑文无异.而次数多了之后,碑文磨损,字口变窄,拓本就成了“瘦本”,与碑文的原貌距离会越来越大.因此,阅古楼虽向书家开放,但也就是让你看看而已,至于什么人能拓,什么人不能拓；什么时间能拓,什么时间不能拓,自清廷至民国政府都有严格的审批制度.
许多年以后,当张伯英把《快雪堂法书》最后一册拓本赠送给我曾祖父徐惠伯时,他附写了一篇序言：
石在京师北海,丁巳秋命儿子寿慈监视精拓数本,悉为友人持去,仅存此一通.戊午冬潢制成册,妄有所论列.惠伯仁兄好之,因以为赠.自东海为总统,又禁拓矣.
1917年（丁巳）,张伯英获准拓印《快雪堂法书》,是谁批准的呢?1916年袁世凯病逝后,黎元洪和冯国璋相继出任大总统,时间都不长,中间还夹着张勋复辟.时局动荡,估计黎冯二人都不会有那个闲心亲自过问此事,这事儿最终看来是由国务院来决定的.1917年是张伯英进北京的第六个年头,此时任北洋政府陆军部秘书.而国务院的总理是段祺瑞,陆军部长又由他兼任.张伯英因徐树铮的举荐成为段祺瑞的属下,与段的关系很好,何况当时张伯英的书法和对金石碑帖的研究已享大名,批准下来应该没有太大的麻烦.
前往阅古楼拓印的是张伯英的长子张寿慈,这一年他21岁.把一百多块石碑上的文字拓印下来,这是个力气活儿,又非短时间能完成,是做到有个年轻人来做.从张伯英的序言来看,《快雪堂法书》还拓印了不止一本,先后都被朋友要了去.最后剩下的一本,在1918年（戊午）冬天由张伯英装订成册,并逐幅加以点评.点评的内容包括品鉴书法的优劣,指出真伪.这唯一带有张伯英评语的《快雪堂法书》拓本后来被我曾祖父徐惠伯看到,他非常喜欢,张伯英很爽快地就送给了他.
张伯英评语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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