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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冬天,由于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一位老师那里了解到,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在筹备读书会.老师问我,你愿不愿意来参与组织这个事情?
那时我大二,正处在最为迷茫和焦虑的时段.
逃离的焦虑
1990年代初,我出生在华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父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谋生活的农民.1980年代中期,父亲曾随同乡一起在北京做过建筑工人.之后,因为有一点文化基础,也因为乡镇和县城有所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开始慢慢扩展到村庄,父亲去了一家乡镇工厂做会计和业务员.但家里仍然是“不离土、不离乡”——一边是在乡镇工厂工作的父亲,一边是在家里务农的母亲.
从小父母很少让我干农活.母亲总是一遍一遍说,你去看看你伯伯和爸爸的手,再看看你自己细皮嫩肉的手,出苦力的永远受累,坐办公室的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有文化才是正路,我们这一辈子就是得受累了,下苦力就是为了让你能考上大学,不用再像我们这般遭罪.整个童年生活中,这段话在心底一遍一遍地浇铸.有限的下田劳动经历里,炙热的太阳、刺人的飞虫、累得像是要断掉的腰杆,也一遍一遍强化这种意识.更不用说学校的教育早已潜移默化地进行“离农”的暗示;日常生活里,“种地”早已成为一个滑稽的词汇,在各种玩笑或骂语中闪现;电视荧屏上,农民、农村也总是以一种愚昧的样子成为理所当然的笑料.在县城求学的年月里太多次感受到来自城市同学的嘲讽与鄙夷,或许是穿着之土,或许是见识之短,轻飘飘的玩笑话、微妙的眼神和表情,落到我的身上,最终也变成沉甸甸的自卑感——“农村”是贴在我身上的一张怎么甩也甩不掉的恼人标签!在成长经历之中,数位亲人因疾病而离世,家里亲戚拼凑的钱款在医疗之中如九牛一毛,悲痛与巨大的无力感也像钉子一样钉进心里.
“逃离农村”成为了我不假思索的下意识——“天经地义”,本来不就是这样么?少年生活的刻苦与用功,动力也大概都来源于此.
转折发生在高考.高考成绩之低远远超乎意料,也是人生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震惊与沮丧感.填报志愿后,录取情况在网上公布时,仿佛命运与我开了第二个玩笑——填报的六个志愿都没有中,偏偏被调剂到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盯着电脑屏幕上这六个字,心里一片空白.在这一刻之前,“农村”从来没有成为我脑中认真思考的对象.它只是我下意识中必须逃离的宿命:离开农村、平房、田地,奔往“更好”、更“先进”、更“体面”的地方——城市、楼房、办公室.原先一直沿着预定好的道路努力攀爬,突然被一股力量硬生生地折入了一条侧径,又恰恰通向自己一直以来想逃离的那个“地方”(也许不只是“农村”这个“地方”,更是一整套生活想象).“农村区域发展”六个字在屏幕上刺眼地闪烁,就像一把锋利的*,刺进了我一直以来不假思索的下意识.
初入大学时,心里的失望与沮丧和大学新生活的新鲜与刺激交织在一起;逼迫自己用功学习、取得奖学金以减轻家中负担的压力和对所学知识的厌恶以及整个人的消沉状态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形成奇异的混合物.我厌恶这些与“农”相关的知识!它们总让我想起父辈布满茧子与灰色裂纹的手,每一次想到都鼻尖发酸;它们就像在我成长经历中不断强化着我的自卑感的那张标签,怎么甩也甩不掉.学习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不但不能安抚父辈操劳的双手,不敢面对父母疲惫的身心与殷殷的期望,更甩不开那张标签,反而又掉进了那个宿命里.眼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内心开始充斥着强烈的焦虑感——在沮丧、迷茫和徘徊中所浪费掉的时间越多,被别人拉开的差距越大,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校园和社会,就越来越容易被甩出去.大学前一年半的生活,就在这种迷茫与焦虑的双重煎熬中消磨过去了.
转变与反思
那时焦虑感日益强烈,以至于在最痛苦的大二上半学期末,要去找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求助,但是也并没有什么用处.最初参与读书会的筹办,也只是想能不能做点其他事情,把自己从这个状态里拉出来.那时的我显然不会知道,就是这次对读书会的讨论,以及之后持续展开的读书会,改变了我迷茫焦虑的状态,也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
读书会的名字定为“乡村与现代”,在几位可敬的老师的指导下,尝试在一个跨学科的视野下,重新思考乡村与城市、中国与世界.不能不说,第一次读书会给了我极大的冲击感,我猛然间像是窥探到了一个“新世界”!历史战车的轨迹、当代世界的结构、日常生活的秘密等这些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却又悄然将自身隐匿之物在新的视野之中慢慢开始“显影”.读温铁军教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让我们触摸近代百年中国历史的挣扎与悖论;读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让我们感受在时代逼迫下的诸多努力之一种;看《秋菊打官司》,理解乡土社会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张力;听新工人艺术团的歌曲,感受与触摸当代新工人在“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困境中的努力探索等每次读书会转眼四个小时过去,讨论结束,带着收获和更多的疑问,我们走出讨论室.黄昏临近,车灯闪烁,行人匆匆,走在学校的路上,我们都从彼此的脸上看到了一些兴奋的神色,一些因发现新的知识和视野而产生的讶异与激动.
正是在一次次阅读和讨论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迷茫和焦虑在不经意中被相对化和问题化了,我开始重新理解自己所出身的“农村”——恰是在我的切身生活经验和理论阅读思考之中,它展现出复杂的维度与丰富的张力,不断刺激着我去思考.
在发展主义或现代化逻辑的叙述中,历史观念被一维化为“线性”和“进步”,其指标为物质上的更高和更为富有.在这个逻辑下,乡村自然成为一个落后的标志和历史的包袱,是需要以城市化的方式被“克服”的“对象”,必须被抹除和消灭;只有如此,中国才能摆脱“黄土地”的沉重束缚,走向“文明”与“崛起”.而在文化观念上,无论是“农民”“农村”“农业”,还是“农民工”,或被征用为寄托“乡愁”与“怀乡病”的“故乡”,或被征用为文艺作品中笑料的来源(如赵本山的系列小品等),或被征用为中产阶级焦躁心灵的“拯救者”(如电影《天下无贼》《泰囧》等)等无一不是“他者”和“对象”,其中隐含的主体位置和权利关系再清晰不过.然而,无论是“前三十年”的快速积累与工业化,还是“后三十年”的农民工/新工人以“三低”的劳动力(“低再生产成本”“低对抗性”“低社保成本”,参见温铁军教授相关分析)维持的“中国制造”比较优势,以及经济危机袭来之时资本逃向作为“外部空间”的乡村得以“避难”,一切都明明白白:支撑发展主义或现代化逻辑的不恰是乡村对“发展”所提供之源源不断的“输血”,以及对“发展”所造成“成本”的默默承受吗?
纠结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纠结中前行为关于纠结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纠结的心情说说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