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古代小中狐友形象》：本文是一篇关于狐友形象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狐长期以来被视为妖兽、淫兽,其实早在唐代,尤其是到了清代,小说中的狐形象已经在发生转变,人狐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对立互斥走向和谐共存.狐友便是顺应这一变化而产生的一类特殊的狐形象.一方面,他们身上的妖性、兽性色彩逐渐淡化,令人忘为异类；另一方面,他们普遍具有人类的美好情感和*精神,更多是适应士人对知己的渴求而广泛出现的.在这类形象身上寄托着文人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愿望、追求,也传达出他们对传统*道德的维护和坚守.
关键词：狐友；知己；情感寄托；道德依附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09)02－0146－09
在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志怪类小说中,狐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之一.虽然早期的狐还带有图腾、瑞应的色彩,但自从六朝以来,狐的妖性越来越重,作祟害人成为民间对狐的定论.虽然民间多有狐神信仰,但主要也是出于对这种动辄作威作福的妖兽的畏惧心理,故而试图通过尽心供养避灾求福.显然,不管是被狐所扰还是祭狐奉狐,人和狐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对立冲突当中,矛盾的消弭往往是以一方的被消灭为代价——当然,被消灭的一方常常是作恶多端的狐类——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以暴抗暴只能招致更大的灾难：《醒世姻缘传》中被晁源射死并遭剥皮的狐狸转世后成为悍妇薛素姐,对晁源转生的狄希陈进行了种种生不如死的残酷报复,这个因果报应的故事背后传达出的是民间普遍的对狐这种动物的敬畏.
难道狐就始终只能被人类视为异己、被敬而远之吗?实际上,早在唐代,在知识分子笔下,化身为人的狐就已经可以和人为友、和人和谐相处了.到了清代,随着《聊斋志异》的传播影响,这类狐友形象有了更多的人文色彩,在人和异物之间搭建起一条新的相处之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狐友,主要是指那些能够和人类和谐相处、符合传统儒家友朋相处之道的狐类.严格说来,民间供养的狐神不在其列,因为它们对人类施福是建立在受惠得利的基础上的；和人类有婚恋关系的雌狐或雄狐也暂不考虑在内,虽然夫妻关系和朋友关系也常有交叉,但为论述方便起见,这类关系笔者将会另外具文探讨.相比较而言,狐友可以说是人类对人和狐之间最为纯粹、最为和谐的关系向往的产物.在这种关系中,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民俗宗教观念对狐的许多固有认识,但却更多地寄寓了文人和异物为友的知己情怀,并具有合乎儒家传统*道德的一面.
一、兽性、妖性色彩的淡化
文学作品中出现较早的狐友形象,似可追溯到唐传奇《任氏传》中的狐女任氏.面对郑六妻兄韦峑的欲施 ,任氏百般抗拒,绝不顺从,使虽然 却也不失义烈的韦峑大受感动,敛衽道歉,两人最终成为亲密却不及于乱的异性挚友.然而这位不啻为女中楷模的任氏身上却仍残留着诸多狐的兽性乃至妖性.小说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介绍说：“任氏,女妖也.”作为“女妖”,任氏具有雌性狐妖的某些普遍性：她在遇到郑六之前,“多诱男子偶宿”；她的人格身份是“名系教坊”的长安狭斜“伶伦”,分明是狐妓.甚至她和郑六初遇时,面对郑六的挑逗也“时时盼睐,意有所受”,分明是狐媚惯技.虽然不能身事韦峑她却用法术使韦峑得到多名女子,不免有助纣为虐之嫌.最终的命丧黄泉,也是因为遭遇到了狐类的天敌猎犬——这里突出的仍然是她的兽性.
任氏虽然堪称狐友的鼻祖,但她却是孤独的.清代以前,历 记小说中的狐形象主要仍保持着民俗宗教色彩——作祟、媚人、害人,因而受到惩治.因此,单靠任氏这种个别的审美化的狐形象是无力改变民众根深蒂固的淫兽、媚兽、妖兽观念的,甚至她自身也尚未完全摆脱这种色彩,狐在文学中仍然主要担当着反面角色.
到了清人小说中,尤其是随着《聊斋志异》的问世,小说中的狐友形象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兽性乃至妖性的色彩也愈渐淡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的是人性、人情.
这种转变和清代的狐仙信仰有一定关系.这种信仰认为修道求仙的狐不是远离人间,而是近人而居.本来自汉代以来狐妖多传为墓居穴处,到明代中叶则相传京师住宅多狐,狐始迁人人居,到清世则此说大畅,以致乾隆中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二《狐祟》中说：“京师多狐祟,每占高楼空屋.然不为害,故皆称为狐仙.”狐占据高楼空屋,乃是在人类环境中体悟人道,因而不仅“不为害”,甚至和人建立起良好的睦邻关系.这类狐我们可以称之为家狐.
关于家狐的传闻比比皆是,《阅微草堂笔记》即多有记述,有的还是纪晓岚家中的家狐.例如卷三说：“余家假山上有小楼,狐居之五十馀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时见窗扉无风自启闭耳.”彼此“相安已久”.卷九说佃户刘子明“有狐居其仓屋中,数十年一无所扰”,也是“相安已久”；而且“或遇火盗,辄扣门窗作声,使主人知之”——分明是家庭保护神.另外卷十五说有狐居某氏书屋数十年,经常替主人“整理卷轴,驱除虫鼠”,俨然一藏书专家.主人宴集宾客,辄邀其出酬酢,非常善谈,只是终不见形.还有许多家狐成为人的朋友——此即所谓“狐友”.如《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四载,有人和狐为友,将出外行商,以家事托狐,狐友防火防盗,管理童婢,家政搞得井井有条.此人行商归来后,“甚德狐”.
清代流行的这种人狐共居的说法,反映在观念上,便是“狐近人也”,“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阅微草堂笔记》卷七、卷一〇),认为狐性近于人类.而且,由于世俗审美观念对于宗教妖精观念的干预和反拨,狐妖的作祟性被大大弱化,甚至被美化为善良之物,人狐之间开始建立起和谐关系.
二、文人情怀的寄托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大量出现的狐友形象不仅和民俗观念对狐认识的转变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有着文人自身的影子,不仅传达出文人对纯粹之知己的向往,也寄托了文人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渴慕和追求.
由于相交往的人类多为士人,狐友自身也多是儒雅之士,他们身上往往体现着文人对完美知己的渴望；换一个角度来说,狐友又是作家在文学幻想中对另一个理想中的自我的刻画.《聊斋志异》卷二所载车生的酒友是一个“儒冠之俊人”(《酒友》).卷一所载孔生的狐友皇甫公子则是一个少年形象,“风采甚都”(《娇娜》).卷四所载张虚一的狐友胡四相公也是一个“美少年”,“衣裳楚楚.眉目如画”(《胡四相公》).这些狐友不仅外表或儒雅或俊秀,而且多是才学之士,如皇甫公子的居室“处处悉悬锦幕,壁上多古人书画”.他极为聪慧,过目成咏,跟孔生学习两三个月后便“命笔警绝”.据纪昀所言,“狐能诗者,见于传记颇多”(《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此说当不为无据.
在相仿的身份、相似才能的基础上,士人和狐的交往过程往往是一见倾心,日益亲密,毫无芥蒂,渐如一家.单就初遇而言,虽然情况各异,但几乎没有哪个文人对狐有惧怕畏避之心,甚至很多时候都是文人主动探访,和狐结交.《聊斋志异》卷二《酒友》篇,
狐友形象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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