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反讽叙事》：关于免费大江健三郎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大江健三郎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反讽是大江健三郎小说叙事的显著话语特征.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通过不可靠叙述者的设置、元小说技法来形成叙述间距,从而达到强烈的反讽叙事效果.反讽是他使文本充满张力,深化小说主题的策略之一.大江小说的反讽叙事不仅仅停留在小说中悖论要素的设置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对“事实与虚构”这一小说本体内容的认识上.在这个意义上,反讽叙事体现了大江小说的批判精神,展现了他对小说形式孜孜不倦的追求.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反讽叙事；不可靠叙事；元小说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3-0092-05
一、引言
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反讽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一种修辞格,也可以将其认定为一种叙事策略、叙事结构,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创作原则、一种生存论哲学理念.“它（反讽）是作者由于洞察了表现对象在内容和形式、现象与本质等方面复杂因素的悖立状态,并为了维持这些复杂的对立因素的平衡,而选择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它通常采取对照性的描写或叙述、戏拟、独特的结构、叙述角度的调整、过度陈述、克制陈述、叙述人评价性声音的介入等具体手法”[1].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反讽叙事主要体现在语言表达与文本意图的相悖上.表层因素和深层因素的悖论性存在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反讽意味产生的基本条件.对大江来说,叙事层面上反讽的导入,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批判力度,拓宽了小说的表现视野.本文以《十七岁》（1961）、《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为例,探讨大江小说反讽叙事的表现形式和审美意义.
二、不可靠叙述者与反讽意味的生成
叙事话语表层与深层意义的背离是反讽叙事的主要特点.一般说来,反讽效果来自叙述者的叙事话语与隐含作者观点的错位,作者的真实意图就是通过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对立、碰撞表现出来的.在小说《十七岁》中,大江将右翼少年“我”设定为小说的叙述者.加入右翼团体的“我”表面上赞同的右翼思想,恰恰是隐含作者通过小说要否定的内容,这就造成一种反讽的张力.
在《十七岁》开头,“我”以肆无忌惮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身体体验和所见所感.“我喜欢勃起,勃起使我浑身充满力量.我还喜欢看勃起的性器官.我又坐在澡盆里浑身上下抹遍肥皂开始.这是我满十七岁以后的第一次.我原先以为对身体有害,自从在书店里看了性医学书后,知道对的负罪感才有害身心健康,从而获得充分的解放”[2]3-4.不难发现,《十七岁》延续了大江《性的人》（1963）等一系列小说中对性的描法.“我”将自己真实的身体感受,一股脑地宣泄出来.“我”的隐私告白使读者感受到“我”率真一面的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滑稽感.这样,主人公原本试图通过倾诉来消除自己内心寂寞的意图由于内心告白成了读者的笑料而落空了,叙述话语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意图的错位,造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通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之间的距离来判断叙述者是否可靠.他认为“不可信的叙述者之间依据他们距离作者的思想规范有多远,依据他们在什么方向上背离作者的思想规范,存在着显著差别”[3]179.叙述者“我”的讲述,传达的是与隐含作者主义思想相悖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我”讲述的不可靠性,在于“我”讲述的主观态度.詹姆斯·费伦等人认为,“小说叙事的不可靠叙述不仅发生在事实/事件和价值/判断轴上,而且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4]35.的确,正如费伦在分析具体作品时指出的那样,不可靠叙事具有多样性特征,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轴或多个轴上.就《十七岁》的叙述者“我”来看,不难发现“我”在“事实/事件”和“价值/判断轴”上具有某种不可靠性,因为“我”的言行桀骜不驯,性格上由于缺乏家庭关爱而存在缺陷.“我”对姐姐、父亲、哥哥、母亲、同学、体育教师、甚至右翼同伙都带有自己的偏见.虽然“我”对这些人物的描述并不能说是完全颠倒黑白,他们也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偏激的言辞还是体现了“我”因为感知力有限而无法认识到他人世界的复杂性这一点,这就造成了“我”在“知识/感知轴”上也存在着不可靠性.虽然“我”的叙述带有浓厚的叛逆色彩,而且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大江并没有通过隐含作者对“我”的叙述进行干预,而是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呈现了主人公的主观精神世界,展示了一个孤独的高中生成长为一名誓死效忠天皇的右翼分子的心路历程,这就形成了典型的客观陈述式反讽.
“我”对他人过于偏激的评价,使读者在阅读心理上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不可靠叙述者“我”与隐含作者观点的矛盾又促使读者深入思考反讽产生的原因以及二者的分歧.《十七岁》中,通过叙述者“我”的自我告白与自揭家丑,实现了叙述者的自我解构,从而使告白话语具有了一种批判性效果.叙述者“我”由于自己的单纯、无知很容易唤起读者的同情,同时,“我”主观片面的话语和丧心病狂的暴力也颠覆了读者的感性,让读者觉得“我”不可救药.在小说中,由于缺乏叙事的干预,“我”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利己的讲述.不过,读者在阅读中还是可以在道德批判和审美判断中体验到隐含作者的存在,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反讽审美效果.《十七岁》中否定性人物“我”的叙述,与隐含作者道德观念、*诉求形成对照,从而使文本成为一个开放的结构,使读者能够摆脱受述者的被动地位,能动地对“我”的叙述进行反思和批判.叛逆的“我”的不可靠叙事是对惯常化的叙述过程的反动,它拉开了读者与人物之间审美距离,通过“我”的精神历程对日本民族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也使读者获得了独特的反讽审美体验.
在小说开始,“我”将皇太子夫妇骂为“老百姓的税虫”,从而和赞同右翼思想的姐姐大打出手.但是接着“我”参加了右翼活动,被誉为“天皇陛下满意的男子汉”、“真正具有日本人灵魂的优秀少年”.可以说,“我”的经历本身就带有反讽色彩.在“我”打伤姐姐之后,内心非常后悔,甚至考虑到主动承担责任.“要是姐姐眼睛受伤因此失明,我准备牺牲自己的眼睛给她做角膜移植手术.一人做事一人当,自己的罪恶必须用自己的血肉来抵偿,不然就不是人,我不是那种卑鄙负心的小人”[2]12.然而,在加入右翼团体后,经过右翼的思想改造,“我”变成了一个冷血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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