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春溥力挽山西矿权》：该文是关于李春溥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清末山西保矿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以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民族权益为目的的伟大爱国壮举.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和,有乡绅、官僚、商人、大中学生和普通群众,他们凝智聚慧,鼎力协作,经过周密的酝酿策划、强力的组织发动和激烈的僵持对峙,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特别是以山西要员和晋籍京官为主的官僚阶层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京城官居监察御史的李春溥曾两次上书光绪皇帝力争山西矿权,其爱我中华、护我国格的爱国情怀,披肝沥胆、铮铮谔谔的民族气节,冒死上谏、不甘屈辱的一腔正气,向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民不可欺的不朽精神.
李春溥,字荫南,山西平阳府翼城县城内同颖坊（今翼城县唐兴镇城内村）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拔贡,廷试第一,吏部任职.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恩科中举,升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又补授监察御史,掌山东、四川、甘肃道.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简任广西庆远府知府,因丁艰旋里,又担任山西省自治筹备处处长.辛亥革命后,携眷归乡,为著名乡绅.
山西盛产煤炭,早已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垂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允许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华大地上开矿修路,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为西方列强和地方官员勾结侵夺中国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意大利人罗沙第为首,在英国成立了企图掠夺山西、河南、陕西煤铁矿权的组织机构——福公司,随之罗沙第将公司转让给英国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后,某些中国地方官员在福公司的蛊惑下,以“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和“凡外国商力所到之地,即为各国兵力所不到之地”为由,说服山西巡抚胡聘之批准山西商务局和英商福公司议定开采山西煤铁矿的章程,将山西省盂县、平定州及泽州、潞安两府所属的煤、铁矿藏让给英商福公司开采.晋省乡绅、商人得知后,经本省人士及留京同乡官员向清廷控拆反对.随后,清廷决定由总理衙门和福公司另订章程,除原出卖的矿区之外,又增加平阳府及其它地区的煤、铁矿产.新定章程议定之后,福公司虽曾到晋勘矿,但由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加上山西当时尚未修通铁路,不便转运矿产品,因而开矿之事,一时未能进行,但民间的反对声音并未因此断绝.1905年,正（定）太（原）铁路通到阳泉,福公司认为时机已到,一面派人到山西平定州等地插标探矿,一面请英使照会清廷外务部,要求按曾定章程,凡属潞、泽、平、盂、平阳府范围之内各矿,不准他人开采,当地人所开各矿一律封闭.福公司人员所到之处,“遽插旗刀,声言开矿,以致民气沸腾”,引起山西人民的极大愤慨.反对外人开矿的声音,进而演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废约收回矿权运动.全省士绅、商人、学生纷纷起来要求废除山西商务局和福公司的议约,收回矿权,自行开办.
时任监察御史的李春溥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先后两次上书光绪皇帝,揭露腐败官员出卖山西矿权的卑鄙行径和外国侵略者的野心阴谋,冒死上谏,其谏书至今读来仍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农历二月十一日,针对光绪皇帝在诏书中所说的：“团体原宜固结,而断不可有仇视外洋之心；权利固当保全,而断不可有违背条约之举.”作为清政府的廷臣,李春溥上书光绪皇帝以一句“仰见圣虑周祥,无远不服.”回应道.算是尽了君臣之礼后反驳道：“乃臣闻近日福公司于山西矿务,彼自违章,反阻我遵章收办；而外务部于英公使无理强迫,并不就窾要力争,臣甚有大不解者.即如光绪二十四年,总署和该公司所定章程十四条内载：‘每开一矿实需资本若干,准福公司拨用；后照数造印股票发卖.如华商于期内愿买者,无论多寡,听其买取.’十五条内载：‘华绅富商,于六十年限内,将股票收至四分之三,即先期收回,交华商自行经理.’夫‘先期收回’、‘自行经理’是明言有款即准其赎回自办也.‘拨用之后始准造票’,是明言未用即不准其造印股票也.英汉文同,毫无疑义.夫已用尚可收回,矧未用款有票,尚应论价,何况无票！设定约后即办,固只有赎票一法.乃该公司数年不办,直待我有款自办.始来狡执,其耽误我利益姑不具论；即彼无利益,怨将谁归?章程固无起限之期,然章程确有先收之条.孰为违章,孰为遵章,部臣必能辨之.又章程载明‘和国家无干’.而英公使以训条恫喝,妄行干预；载明罗沙第定约,而哲美森以英商潜易,迫我强认.孰为违章,孰为遵章,部臣又必能辨之.等”
李春溥在上书中不仅对英国公使的无理要求做了有理有据的批驳,而且对外务部在英公使面前的软弱无能极为愤慨,甚至对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的无能提出了批评：“且臣尚有痛切直陈者.英号文明,断不应有违章之条例.果令有之,何妨亦电我钦使,向其理论.臣度英政府亦不能显违约章,以无理之词答我公使.即理论不合,岂因一介商人,遂开兵衅?设竟事有不虞,尚可请文明别国评议是非.然此事必无之事,部臣亦何昔惜此目前之为难,必令一误再误耶?万不得已,更有善全之法,可以从权了事.该福公司为谋利而来.果有亏垫,尚在未办,部臣肯于磋商,即优于赔赎,岂遂不赀?该公司既得利益,亦当无词.臣籍隶山西,素知绅民急公好义,定能力筹偿款.纵受钜亏,不犹愈于以矿让人,酿成钜祸,上贻君父之忧,下竭生民之髓哉！可否饬下外务部,力为其难,痛予辩驳,毋以小而轻让,毋违章而受愚处.此竞争世纪,若事复一事,让而又让,我中国又从何富强哉?”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李春溥上疏言辞是要冒杀头危险,但为保全民族利益,他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公历10月13日,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激于清政府的卖矿行为,竟在日本蹈海自杀,欲以生命唤醒各界争取矿权,山西各界群众纷纷表示哀悼.1907年8月12日、13日《申报》第20版转载：“矿产为中国命脉,当此上下交困之际,若不设法保全,我国生机绝矣.山西平盂潞泽之矿,系绅士曹中裕和意商罗沙第立约签字,内容腐败,首在晋人,不首在胡中丞也.等至去年九月而有留学生李培仁蹈海之事,一时全省人心大震,福公司至今不能稍觑.晋矿务公司广告云,丁廉访如受福公司运动,有损晋人权利,晋人对丁廉访之感情必大减,且合同上并无官可干预,明文云云.等”看来,在即将进入最终谈判前,晋人已经开始不相信任何祖籍不是山西的人,包括山西按察使丁宝铨在内.同年9月20日,光绪皇帝诏令丁宝铨到京城会商福公司开矿事件.9月底,英国公使也已求外务部请派丁宝铨来京*.李春溥担心丁宝铨“误受其愚”,又再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而该公司恃强妄作,实犯世界之所不韪.以故该公司颇窘促,徒特和英公使朱尔典私有交情,别生狡图.询知山西按察使丁宝铨,官晋三年,勤政爱民,和晋人相处以诚,极为晋人所悦服,以为赖丁宝铨出为排解,即晋人有不慊于心之处,亦必中于平日之感情,胥将隐忍,而听其操纵.闻已求我外部请派丁宝铨来京*此事.狡谋辣手,良可悚惧！殊不知丁宝铨能得民情者,亦以该臬司凡事上顾国计,下顾民生,始克臻此.若误受其愚,不但大伤晋人之感情,其贻误恐有不可胜言者.现在人情汹汹,传闻失实,颇怀疑虑,恐丁保铨猝膺斯任,欲求速结,或允其合办,成许其试办一处,酿出重大交涉,则国家所受亏累为更钜矣！为预戢狡谋、隐消钜患起见,吁恳谕饬该皋司竭力磋磨,勿稍退让,以保权利而系人心.”
李春溥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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