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藏经洞罪人王道士辩诬》：关于免费辩诬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辩诬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敦煌莫高窟,因为有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壁画、塑像的“千佛洞”和埋藏宋之前5万多件古代文献资料的“藏经洞”,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和一位姓王的道士有重要的关系.王道士是发现莫高窟藏经洞的功臣,但同时又因为那些珍贵资料在发现后的散失而让他在某些人的眼里成为莫高窟藏经洞的罪人.《辞海》“莫高窟”说：“窟内历史文物和艺术品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的严重破坏,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人曾盗窃大量的珍贵文物.”[1]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影响很大,其中有一篇《道士塔》就明确将“盗窃大量的珍贵文物”的罪责直指王道士,说：“王道士是有名有姓的莫高窟的罪人.”[2]
可是,如果我们将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的所有活动进行认真的、客观的分析,就很难认同诸如余秋雨先生这样的认识.
一、偶然间的重大发现
王道士名叫王圆箓,湖北麻城人,曾经在肃州（治今甘肃酒泉）当过兵,退伍后无事可做,就当了道士.他游历到敦煌,在莫高窟里住宿下来.王道士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人.按照沙武田著《藏经洞史话》的考证,藏经洞的发现经过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人力清沙说；二是流水疏沙说；三是抄经人敲壁说；四是地震破壁说.[3]但不管是以何种形式发现的,王道士都是发现者之一,这是基本无争的事实.
当时的莫高窟十分荒凉,崖间上的通道多数已经毁于战火,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的洞窟已为黄沙掩盖,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藏传佛教宁玛派 居住.王道士在莫高窟定居后,由于他既懂汉语,又能诵道经,渐渐地,便以忠厚、质朴、诚信、谦和、刻苦、奉公赢得了当地道、佛不分的信众的敬重.在并没有任何人对其封号的情况下,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负责任的住持,于是就有很多人请他去做礼忏,香火渐盛.
王道士以中国农民对宗教极其单纯的虔诚和勤劳负责的精神承担对莫高窟的日常管理后,自觉践行了三大任务：清理长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领僧众四处奔走,苦口劝募,寻求布施；将募化得来的钱财尽其所能,抢救修复坍塌的洞窟和其中的塑像.敦煌地区人烟稀少,甚至数百里中无村户,能够获得多少布施和化来多少善缘是可想而知的.而偌大的洞窟区需要投入巨额资材实施修缮,还要满足和尚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也够难为这个农民出生的道士了.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5月26日,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掩藏在莫高窟第16窟壁画背后的另一窟,即藏经洞.尘封千年的文化艺术宝库随之重现世间.王道士看到,在一扇紧闭的小门后有一间不大的复室,高约240厘米,宽约270厘米.地方虽然不大,然而里面的东西却令人惊异不已：这个小洞里整齐地堆放着无数的白布包,每一白布包内裹着十几卷古文书,还有平铺在布包下的绢幡佛画,以及古木刻印刷品,铜和木制的佛家法器等物件.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账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共达5万多件,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还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来在公元1006年（宋景德三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后,在佛教像法灭尽思想的影响和穆斯林东进的威胁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将公元4～11世纪的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集中起来,在原来存放各寺的剔除的经卷、外典、过时文书、旧幡画、佛像的洞窟中（今编号为第17窟）,并将该窟洞口封闭起来,并做了必要的掩饰.
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二、让政府保存“文宝”的努力
不可否认,藏经洞的许多文物最早是通过王道士的手流散出去的,但如果因此就把所有罪责归在他一人身上,实在不公平.有大量资料显示,在发现藏经洞后的7年间,王道士为保护藏经洞文物做出了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王道士被自己的发现惊呆了.虽然他的文化水平使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些藏品的文化价值,但还是隐约感觉到这些东西应该是有用的.他首先请来了敦煌本地的绅耆征询意见,通过大家商议认为,这是先人们的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如果让它流失在外,那就是罪过,所以一致意见还是留在窟内为好.这是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迅速采取的第一个保护措施.
王道士采取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尽快向官府反映,并数次逐级写报告、送样品,要求将这些文宝交上级官府保存.
王道士满怀信心地步行50里,专程拜访县令严泽,还专门挑了两卷经文带去.然而这个县令却把两卷经文当作发黄了的废纸,一笑了之.王道士失望而归.
1902年,到了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来了一位进士出身、谙熟金石的新县令汪宗翰.王道士重拾信心,向其苦心陈情,希望得到一笔保护费用.谁知汪县令视察后,挑选了一批经文带走,然后对王道士说：“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可是怎么保存?如何看管?王道士伸长脖子等待,却没有下文.
王道士仍不甘心,单枪匹马,赶赴酒泉叩见他当兵时的老上级——肃州道台廷栋.这位道台是有学问的.他仔细观看了经卷,最后却只从书法欣赏的角度认为,这种经卷写得还不如他自己的字,颇为轻视.尽管如此,他还是念及老部下从数百里之遥送来经卷的辛苦,将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也建议藩台将这些文宝运省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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