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院藏镂孔蟠螭纹俎》：本文关于蟠螭纹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镂孔蟠螭纹俎,俎面长35.5、宽21、通高24厘米,重3.85千克,1978年河南省南阳市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
这件镂孔蟠螭纹俎的俎面略下凹（图一）,呈马鞍形,两端宽,中间稍窄（图二）.四足扁平,断面呈凹槽形,上端宽,下端窄.俎面纹饰以镂孔与阴线细刻两种方式来表现,镂孔部分居于俎面中心,为上下对称的两组蟠螭纹（变形交体龙纹）,螭首朝外,四尾聚向俎的中心.阴线细刻纹饰可分为二组,一组为饰于镂孔间的细密云雷纹,一组为饰于俎面四边框的波曲纹带.扁足亦饰镂孔变形螭纹,只是受限于足部细长的形制,螭纹的表达似乎并不完整,流于程式化,镂孔间填饰细密云雷纹（图三）.
该俎共设计了8条镂孔螭纹,俎面4条,四扁足各一条,却又两两相对,相互呼应.如俎面4条,可分为上下两组,尾交于俎面中心,结合青铜俎如马鞍的形制,实际上使螭首部分高于螭尾,呈昂扬之势,给人以升腾之感,呈现出一种力聚于中心而向四周喷薄的爆发力.俎面四螭龙又各自与扁足四螭龙组成两两呼应的对首螭紋.可以说,在整体纹饰的布局上,这件俎体现了多角度的对称设计理念.
这件俎的镂孔部分纹饰比较抽象,之所以认定为螭龙纹,是参照了先秦时期铜器、玉器上龙纹变化的整体过程.
先秦龙纹的演变过程经历一个从具象到抽象,进而程式化的过程.以两龙相交的龙纹为例：布局上,最早的龙纹两龙虽然相交,但是各自身、尾分明,即使是两龙尾部相交,我们也很容易能够区分出是两条独立的龙纹.至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开始,交体龙纹的尾部渐渐变做到界限模糊、难以区分,形成相互借用部分身躯的布局,也有的是相互借用头部,如西周晚期的窃曲纹之一种（图四）即是如此.在龙纹的演变上,早期龙纹头、身、尾清晰,龙角、龙眼、龙吻刻画均一丝不苟（图五）.西周晚期以来龙纹的角、眼、鳞片都抽象化（图六）.继而龙纹渐渐解体为S形纹（上颚、四肢骨骼等演化而来）、C形纹（角、下颚、龙鳞等演化而来）、长蝌蚪纹（多从眼睛演化而来）等类似于几何形的纹样,并成为程式化的纹样.龙纹解体之初,尚能用这些解体后的纹饰表示龙身特定部位,从而表现一个完整龙纹,进入到战国以后,这种程式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龙纹变做到越来越抽象,以致其形象逐渐隐晦不彰.而从龙纹解体出来的S形纹、卷云纹（即上述的C形纹）、涡纹（来源于上文的长蝌蚪纹）成为主体纹饰,并在器物上通体使用,进而发展出谷纹、蒲纹之类.解体龙纹的使用多见于先秦时期的玉器,铜器上龙纹一直较为具象,如商代至西周时期,铜器龙纹多以单体或者两龙交缠形式出现,春秋以后则出现了较龙纹为小的蟠螭纹,蟠螭纹的布局为诸多小龙交缠往复不断所组成,继而又发展出细密交缠的蟠虺纹.而这件铜俎以变形解体龙纹作为镂孔纹饰,在铜器纹样的表现上实属罕见.俎面上的镂孔,不仅装饰意味浓厚,而且便于切肉时沥去挤压出来的肉汁,也极具实用功能.
关于俎的功用,《方言》：“俎,几也”,《一切经音义》引《字书》云：“俎,肉几也”, 可知俎是切肉用之几案.《左传·隐公五年》：“不登于俎”,杜预注曰：“俎,祭宗庙器.”《礼记·燕义》：“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由此做到知,俎还是礼器.文献每每鼎俎连言,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俎通常与鼎、豆相配使用.《周礼·天官·内饗》载：“王举,则陈其鼎俎,以牲体实之”,郑玄注：“取于镬以实鼎,取于鼎以实俎.实鼎曰脀,实俎曰载.”镬是用来煮肉的大鼎,祭祀时,从镬中取出牲体实于鼎,称为“脀”,也称为“登”,或者“升”,因此鼎有自铭“登鼎”（如湖北随州出土的盅叔铜鼎）或“升鼎”（如王子午升鼎）者,用匕从鼎中取肉置于俎称为“载”,揆之考古发现的俎形制通常都较小,因此用俎切肉的过程不当发生在从镬中取出之时,而当在从鼎中取出已经初步分割的牲体之时,在俎上再经细切,以供祖先享用之意.古人进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祭神、祭祖亦当如是.那么,宴飨时,俎又是如何使用的呢?《礼记·曲礼上》载：“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羮居人之右.”郑玄注：“肴,骨体也,胾,切肉也,食饭属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肴在俎胾在豆.”肴就是带有骨头的大肉块,胔就是切细了的肉末如醢酱之类,可能是用来调和羹的味道.可见,宴飨宾客时,俎置于宾客左手侧,用来盛放大块的肉.《周礼·膳夫》：“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按此说,一鼎当有一俎与之相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铜器铭文中有“彘俎”“羔俎”的记载,说明当时盛放不同牲体的俎各有专名.但在实际考古发掘中,俎的发现却寥寥无几,即便算上石质的如安阳殷墟大司空所出者,其数量也远远不及鼎.是礼书记载有误,又或者是另有原因?我们推测古代的俎一般都是木制,难以保存之故,因此发现较少,在战国时期如湖北荆门包山、河南信阳长台关等地楚墓中就经常发现大量漆木俎（图七）,似可证实这种猜测,由此也益见青铜俎之珍贵.
迄今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俎极少,传世品亦不多.现*在日本泉屋博古馆的商代兽面纹俎[1],长41.2、高18.6厘米.长条几形,俎面狭长而微凹,四周围以蝉纹,两端饰夔纹,两窄端下各一微弯的壁足,壁足饰兽面纹及蝉纹,为商代器,似已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青铜俎了.辽宁义县花尔楼铜器窖藏坑出土,现藏锦州市博物馆的双铃铜俎（图八）[2],长33.6、宽17.7、高14.3厘米,重2.5千克.俎面作长方浅盘形,边沿加厚,两宽端下为板足,呈倒凹字形,板足饰细密云雷纹衬地的兽面纹.板足间空档两端各挂一扁圆形铜铃.时代在商末周初,也是现存较早的青铜俎实物.有的学者认为青铜俎下端挂铃的做法似乎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其实在中原地区的一些西周时期青铜簋底座下面也有带铃的设计.那么为什么要设计出这种带铜铃的形制呢,或以为祭祀时需肃穆、庄严,对祭祀者的动作幅度都有严格规范,为了使动作规范更合乎礼仪,放置祭器时应当小心谨慎,不做到发出大的声响,因此铜铃的设置,是为了节制祭祀礼仪中的举止规范.联系西周时期组玉佩既有装饰、标示身份之作用,又具节行止之礼仪功能,因而此说不为无据.进入到春秋战国以后,青铜俎的发现在数量上并没有比之前更多.比较典型的是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的青铜俎[3],长32.6、宽16.3、高16.3厘米.作几形,俎面微凹,中段有两排4个十字形镂孔,四足上端粗下端稍细,整体形制较之淅川下寺所出者无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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