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南山博物馆藏汉代铜提桶考略》：关于免费博物馆藏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博物馆藏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近年来,南山博物馆征集到社会上流散的10件汉代铜提桶,经追寻其出处,做到知皆为西江流域随同打捞河沙出水,由于长期淹埋河沙底,避免了南方酸性泥土的侵蚀,故保存品相和包浆良好.
铜提桶的共同特征为圆桶形,一般器身上口稍大,腰腹以下微收缩,矮圈足,子母口,拱形盖.器腹上部有两个对称可系绳索的附耳,耳的造型似匍伏的青蛙.因形状像现代担水用的木桶,故名为铜桶,有的学者因其有对称的提耳,又名之为提桶,附耳铜桶,或写作提笛、提桶.
铜提桶的装饰花纹,一般是器身外表从上到下有三组几何形纹晕带,每组由若干晕圈组成,常见的几何纹有平行垂直的栉纹、复线菱形纹、圆圈纹、切线圆圈纹、勾连雷纹、锯齿纹、螺旋纹等.个别铜桶用写实图像作主晕,出现羽人船纹等,整个装饰风格与同时期的铜鼓十分相似.制作工艺是用二分式合范铸法,器耳先铸,然后与器体合铸在一起,器体为两块范合铸,用活芯垫法控制器壁厚度,从内外壁能看到合芯垫痕迹,合范线从上到下贯穿全器.底部另铸,再铸接到器身近底处,做成圈足.
本文介绍三件具有明显特征的铜提桶：
铭文铜提桶（图一至图三）,器物口沿一侧下方錾刻有铭文：“甲三百九”.高19.5、口径18-17.5、底径18.3-18厘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著名百越民俗文化研究专家蒋廷瑜先生认为,该件铭文铜提桶,形制与广州西汉早中期墓出土的铜桶近似,铭文“甲三百九”,除百字用篆书结构,其他三字用隶体,这种用字习惯,多见于西汉初年,因此可以说,此铜桶是西汉初至文、景时南越国兴盛时铸造,为当时贵族官吏用器.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家张振林教授有《南越铜桶铭文考释》专文,考证该铜提桶是容量二斗的量器.“三百九”之数与其自身的重量、容量间没有直接联系,与量酒、量粮食等也找不到数量联系.依据战国时期青铜器铭就有“造戈五百”“曹（造）戈三百”“作用戈三万”等,认为“甲三百九”是记作坊产出的甲类产品的309件.
羽人竞渡纹铜提桶（图四至图六）,通高27、口径22.6、足径18.5厘米.器物子母口,隆盖,附叶脉纹桥形双钮.盖面纹饰与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相似,中心太阳纹8芒,芒问夹三角纹,外有3晕圈.第二晕是带切线的圆点圆圈纹,第三晕是主晕,四只翔鹭逆时针飞翔.第四晕是弦纹夹栉纹.桶身纹饰分三节,上部是弦纹夹栉纹再夹带切线的圆点圆圈纹.中部是主晕,饰四组船纹.船首尾高翘,船上五人,戴羽冠,手舞足蹈.船头有鱼.天空各有3只飞鸟.
骑兽纹铜提桶（图七至图九）,通高24.5、口径22.5、底径19.5厘米.骑兽纹,又称为变形羽人纹.子母口,折沿,出现矮肩.腹上部两侧附耳,耳为扁茎,用实心铜条弯曲成倒u字形,内有双股桥形钮,正视有如匍伏的青蛙.中腹饰六组骑兽纹.器身两道对稱铸痕,铸痕两侧饰植物纹,似稻穗弯垂.骑兽纹（变形羽人纹）在铜鼓年代序列中,年代大约在西汉晚期.
铜提桶在岭南地区考古中多有发现,曾在广州、肇庆,广西贵港、贺州等南越高级贵族墓中成组出土.如1976年发掘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墓,在椁室底下的器物坑中出土四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其中一件最大的铜提桶刻有“布”字.蒋廷瑜先生考证,“布”是地名“布山”的省文,西汉时期南越国桂林郡郡府的所在地,即是现在的贵港,说明本地铸造.该器在一只耳的下方,刻有“十三斤”三字,是铜桶自身重量的记录,实测重是3485克.
1983年发掘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9件铜提桶,其中一件“羽人船纹”铜提桶已为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G37、G44、G47号桶出土时,分别装有青蚶、龟足、花龟、家鸡、猪、牛骨等骸骨.
20世纪50年掘的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一件陶桶,内存将近半桶的高梁,桶盖里有墨书文字：“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表明它是用来祝寿的藏酒器.高梁可供食用,又是传统的酿酒原料,存高梁于桶内,也有酿酒用器的寓意.
铜提桶的功用问题,尽管有量器说、担水桶说、盛食器说、酒器说,莫衷一是.根据考古发现和对文物本体的研究,其功用无非是生活用具中的多功能盛器.
南山博物馆*的铜提桶为水坑文物,经过辗转*,有的多次易手,原产地已不能确认,但同考古发掘品对比,大体都能认定其出水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在岭南地区,即广东、广西,旁及贵州、云南和越南北部.其铸造和使用的年代大致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铜提桶的主人主要是岭南越人贵族、官吏.铜提桶是岭南地区土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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