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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子不言论文范文资料 与老子不言不辩思想和春秋时期传播环境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老子不言范文 科目:毕业论文 2024-02-20

《老子不言不辩思想和春秋时期传播环境》:该文是关于老子不言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道德经》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播学思想.其中,“不言不辩”是老子颇具特色的传播观之一.在《道德经》中老子对此有多次论述,如“道可道,非常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希言自然”、“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等.身处大变革时代的老子为何会提出“不言不辩”的传播观?本文便试图通过对春秋时代社会传播背景的考察,来探究老子“不言不辩”传播观形成的原因.同时,此时在西方产生了“尚辩”的雅典文明,为何会产生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播观?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和借鉴又如何?也都是本文将探索的问题.

一、内向传播:老子“不言不辩”传播观的取向

在探究老子的传播观和其社会传播环境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应科学认识老子“不言不辩”的传播观.张卫中在《老子对语言传播的批判》中指出,“老子从批判的角度来说明语言传播的局限性,揭示了现实社会中语言传播的异化现象,提出语言传播的最佳境界是‘不言’”[1].仝冠军认为:“相对于外向的传播,老子更重视内向传播,重视自身的体悟反省,以致于有些人误以为老子对传播活动采取否定的态度.所谓虚无,所谓清静,都是进行内向传播所必需的境界和途径.”[2]谢清果在《内向传播的视阈下老子的自我观探析》中指出:“(老子)提倡从内向传播上实现个人对自己人生意义的完整占有,只不过在方法上却采取了和传播学上的内向传播理论不同的操作方向,即通过对社会性活动的减损和人类已有知识的超越来实现自我升华”.[3]

前人的研究为我们正确理解老子“不言不辩”的传播观提供了有益借鉴.“在认识人类的传播行为方式上,道家最早清楚地揭示了隐性传播——内向传播的存在和作用.”[4]88老子在认识到“道可道,非常道”即语言的局限后,提出另一种得“道”的方式:不言不辩.“如果执着于语言名相,那就会阻碍对‘道’之意的领悟.‘忘言’是道家语言传播的最佳效果的表征,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5]这里的“不言不辩”和“忘言”并不是要人们放弃语言,毕竟,内向传播也需借助语言符号才可实现.而是要提醒人们应有意识地将进行传播活动的场域由外转向内,将“言”的对象由“他人”转向“自我”,更加注重通过内向传播来体悟“道”.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在“外”向传播的过程中自觉做到“行不言之教”,以自身行为举止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在非言不可的时候做到“贵言”、“慎言”,而非“妄言”、“美言”.

那么身处春秋乱世的老子为何如此重视内向传播?对此,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窥探当时的社会传播环境,试图对“不言不辩”传播观的产生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老子“不言不辩”的社会传播背景

(一)生产力发展下对信息真实性的要求

春秋时期,铁器及牛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西周时代的庄园经济随之发生改变.“庄园的人口过剩,多转化为独立手工业者而存在于庄园之内.由于独立手工业者的出现,遂使过去庄园内自给自足的生产转化为商品的生产,因而又刺激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6]290伴随着商品经济,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者及商人,这带来了城市的繁荣.“经济上,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和规模扩大,商品交换的频繁等,也增加了人们的交换机会,提供了传播活动的优良空间.”[7]

在经济的刺激下,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春秋时代的传播活动空前繁荣起来.同时,生产力的进步虽然也促进了传播工具的发展,但青铜器对普通百姓来说过于昂贵,简牍、縑帛及陶器等则不便携带,因此平民百姓自不用说,包括老子在内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聘使、游士、学者等,都是以口头传播为主的.”[8]250随着口语传播的繁荣,语言符号在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为凸显.但“口语传播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易于失真,这是因为传播者的个人情感会自觉不自觉地掺入客观事实,歪曲事实的真相,几经转口,原有的事实可能被改编得面目全非.”[4]84因此老子提出“不言不辩”,便是欲从源头上消除语言符号给传播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它要求传受双方注重内向传播,在对信息进行充分过滤、反思的基础上,再投入到其他类型的传播活动当中.不再过分依赖口头语言,而是依靠自身体悟来获取意义.老子曾提出的“慎言”及“行不言之教”都是“不言不辩”的应有之意.“慎言”便是要求传播者“言有宗”,做到言之有据,确保信息真实可靠.“行不言之教”则进一步建议传播者用“身体力行”代替语言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

谢清果,王小贝:老子不言不辩思想和春秋时期传播环境研究——和雅典“尚辨”传统的比较视角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年第3期 第26卷第3期(二) 论辩盛行和社会政治动荡的关联

随着地方经济独立性的增强,诸侯对周天子的政治隶属关系随之减弱.政治动荡影响着社会传播环境.首先,王权的衰落使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为口语传播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其次,随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原有的“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民众五个阶层的传播者构成的传播主体金字塔结构”[9]被打破,诸侯成为最有权势的传播主体,积极利用传播活动为自身的政治利益所服务.这也使得“士”则成为新崛起的传播阶层,“许多落魄的小领主“具有传统的政治素养和经验,但是已经失去了政治的权力,在国破家亡后,他们的生活日趋艰难,于是便出卖其政治经验,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这就是所谓游说之士也.”[6]320说客谋士的“论辩”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其中不乏欺诈蒙蔽之词,服务于兼并战争而加剧了社会动荡.

面对由于传播主体的“有为”、“妄为”而更加混乱的社会局面,老子提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既是老子的政治观,也是其传播观.首先,在老子看来,过分的“言”和“辩”反而是统治者无德无能的表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智慧的传播者善于“行不言之教”,这并不是否定语言的作用,而是强调非语言符号传播重于语言符号传播.强调“行”先于“言”,身教重于言教.更为重要者,“行不言之教”是为了反对统治者和游说之士的“言而乱教”[10].其次,在春秋时代复杂的政治及传播环境下,若人人都为私利而“善言”、“多言”,失去了对语言的敬畏,那么语言便只是传播者维护自身利益之工具,非但无法使受众受惠,还会助长社会不良之风.“不言不辩”之意便在于应以思辨的态度对待包括口语传播在内的一切传播活动.而“思辨”只有在内向传播中才可实现.因此,只有“不言不辩”、“贵言慎言”,在传播活动中遵循“道”,才能实现最佳的政治传播效果.

老子不言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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