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宏观经济模型评价环境政策最新综述》：关于免费宏观经济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宏观经济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摘 要：运用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环境政策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真实商业周期模型来研究环境政策,分析存在生产率冲击的情形下,如何设计最优环境政策；二是开始分析引致的技术变革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关系,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同清洁技术整合分析,把污染融入到真实商业循环模型中,研究环境政策应该如何对商业周期做出反应.在商业循环模型中加入更多的更加细化的参数后,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关 键 词： 环境政策；商业周期模型；环境质量；引致的技术变化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5-0051-05
有关环境政策的研究一般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分析通常被用来分析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政策对污染的影响,或是资源政策的最优化设置问题.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宏观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环境政策问题,因为一些研究发现本国环境规则的成本是高昂的.Greenstone et. al. （2012）发现美国的空气质量规制使得美国制造业每年支出210亿美元,大概占其利润的8%～9%.忽视环境政策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 会导致经济中一些重要的反馈因素被忽视.本文对整合环境和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做了简单综述,目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分析真实商业循环理论和环境政策的关系, 把污染变量融入一个标准的真实商业循环模型中,使模型能够解释环境政策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有关环境政策和引致技术进步问题.引致的技术进步理论强调了环境技术政策的路径依赖的重要性.
一、RBC模型的扩展：如何设计最优环境政策?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用标准宏观商业周期模型来解释环境政策的设计问题,展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分析视角并提供了未来研究方向.Fischer和Springborn（2011）,Heutel（2012）和Angelopoulos et. al （2010）把污染变量加入到真实商业周期模型（RBC模型）中,并对其进行了扩展.RBC模型是一个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模型中,代表性消费者最优化其消费、闲暇和投资；代表性企业最优化其资本和劳动投入； 外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变化会导致商业周期变化,影响投入的回报；一般均衡价格以及消费者和企业对周期变化会有理性反应.
Heutel（2012）和Angelopoulos et. al （2010）都把污染看作是一个存量.Heutel（2012）认为排污是生产的副产品,产出总量与排污总量直接相关.污染治理技术是给定的,治理技术方面的更多花费降低了排放/产出的比率.et等于（1-ut）h（yt）,其中u∈[0,1],表示排放减少的程度,h表示控制治理约束后产出和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要取得一个给定的减排水平,需要在减排治理技术（z）上付出花费zt等于g（ut）yt.
Angelopoulos et. al （2010）认为污染排放是生产的副产品,并且污染治理技术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排放与产出的比率并不是固定的,但是这种变化是随机的,并不是内生的.污染流pt等于?渍tyt,?渍t是一个随机的外生变量,代表污染技术,污染流影响环境质量的存量Qt,有下式：
Qt+1等于（1-?啄q）Q+?啄qQt-pt+vgt
该式表示,污染存量由上一期的存量、目前的排污流和政府在治理上的花费三个因素共同决定.
其他一些文献用不同的方法将污染模型化,这些文献差异在于所解决的问题不同.比如Fischer和Springborn（2011）比较了存在全要素生产率（TFP）冲击的情形下,三种不同类型的排污政策绩效如何.这三种类型的政策分别是：排污税、排污限额和强度目标（对每单位产出的排污限制）.特别的,他们发现了不同政策的预期成本方面的差异和经济变量的易变性方面的差异.对于每类政策,他们分别解释了每一个静态政策（比如排污税,其税率不会随着商业循环而发生变化）应对TFP冲击的反应和表现.设定每类政策的预期排污水平是在相同的水平,那么可以对不同政策引起的经济变量变化做出直接比较.他们发现,强度目标政策能够以最低的预期成本取得排放目标.相对于其他两种政策,强度目标政策会导致劳动力、资本和产出更高的预期水平.另外,在限额和税收政策下,更低的现值成本（由于更高的消费）,资本存量在向稳定状态趋近的过程中会向下调整.限额政策引起所有经济变量（除了污染的影子价格）的最弱易变性；税收政策下,污染的影子价格是连续的（因此污染税率是连续的）,但是其他的经济变量表现出了更强的易变性.强度目标政策比其他政策带来了更高水平的资本存量.事实上,相对于没有政策的情形,它也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资本.强度目标政策允许更多产出带来更多的排放.一旦出现正向的生产率冲击,该政策会刺激投资增加.相对于其他两种政策,强度目标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波动, 这个结论被Sue Wing et. al.（2009）的研究所确认.
Heutel（2012）也分析了税收政策和限额政策,但没有这两种政策的绩效比较,而是提出政策变量应如何适应商业周期的变化,最大化社会福利?税率或是限额政策都不能对商业周期表现出连续变化性,但是如果最优税率对经济周期是可调整的,那么它是增强型（经济扩张期间税率提高）还是抑制型（经济扩张期间税率减少）的?他的研究发现,不可调整的政策（比如税率不会随着商业循环而变化）不可能是最优的,有可能导致重大的福利损失.例如由于限额政策无法对商业衰退导致减少的需求做出调整,所以区域性温室气体最初拍卖的排污许可证的出清价格比预期的更低. Heutel（2012）发现最优税率和最优限额都是增强型政策,排污税率和排污许可限额在商业扩张期间都会增加,而在衰退期间都会减少.这个结论看起来是内在冲突的：增加的税率是一个更加严格的政策,而增加的配额是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因为更多的污染排放）.但是,这两个政策其实是相互一致的.因为最优政策允许在经济扩张期排放增加,在衰退期排放减少,但是幅度不同.因此,限额政策允许在经济扩张期间排放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小于没有限额政策的情形下.同样的结论适用于排污税政策,在扩张期间排污税率提高,提高的幅度足够抑制排放的增加,但是不足够导致排放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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