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法律推理角度春秋决狱逻辑困境》：此文是一篇春秋决狱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摘 要]春秋决狱作为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审判机制,为解决成文法的形式合理性问题而产生.文章认为受多方面规制,依《春秋》定案论罪,并不必然导致枉法裁判,且因成文法的内在缺陷,反而使春秋决狱为代表的自由裁量主义有其合理之处.
[关键词]春秋决狱；法律推理；成文法；自由裁量
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审判机制,出现于汉武帝时期,风行其时,后在魏晋南北朝仍时有其例；唐之后,这种断狱方式才逐渐消失.该制度对中国的法制传统、社会治理、文化心理等方面影响甚大,对后世官吏的人格塑造及职业*观念也产生很大作用.本文尝试分析春秋决狱创设的初衷和实践中面临的逻辑难题.
一、两条思路决定了两大法系的分野
法律作为调整人之行为的社会规范,虽历时空转换,但规范、有序、公平、正义的价值追究一以贯之.塑造有秩序的社会状态,则是最基本的设想.为实现对社会的有序控制,法律要提供一套纠纷解决机制.在一朝一国建立之初,这种要求更为迫切.刘邦入咸阳,首先废除秦朝苛法酷刑,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一建立,高祖便令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宣于时者”,编纂《九章律》.后,又令叔孙通就《九章律》所未及,增编《傍章律》18篇.
在纠纷解决中,大体有两条思路.一是同类案件,相同处理.立法者先创设一套法律规则,司法者“照葫芦画瓢”即可.大陆法系便是如此.二是具体案件,区别对待.法官根据案件事实,参照以往判例裁判.英美法系是其代表.中国的法制传统即是沿着第一条思路,这是分析春秋决狱的背景.
二、成文法的困境：无法实现形式合理性
成文法存在的逻辑,先是立法者创设一套法律规范,裁判者再通过三段论,确保法律规范的实施,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上述过程中,法律起着纽带作用.这套成文法逻辑,意欲实现法的形式合理性,体现着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规律.该逻辑要展开,需满足三个条件：法律规范的完备性；司法官的积极性；救济机制的可信赖性.下面,结合春秋决狱,逐一分析：
首先,当时汉武帝当政,法律规范不能涵盖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汉律60篇制定于汉初,是黄老刑名思想的产物,与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有天壤之别,因此,儒家思想被立为正统.但当时的法律多涉及刑事、朝仪及打击割据势力等,内容单一且法律条目太过繁杂,使掌握法令的官吏都无法尽数.
其次,司法裁判者缺乏职业法官的知识背景.当时,司法权、行政权集于官吏一身.因官吏选拔、考核方式的制约,其知识能力无法达到法的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当时,从皇帝到地方官吏,皆诵经讲学.司法裁判者不屑于学习掌握当时的法律,更无法具备法律推理能力.
再次,诉讼机制迫不得已才适用,无法深度规制社会.启动诉讼程序主要根据私人追诉,因此老百姓诉与不诉,有重要影响.当时,人口流动性小,基本生活在村庄、市镇的熟人“小圈子”.故熟人间出现纠纷后,一般不会主动寻求诉讼解决.若选择告官,会使自己名誉扫地,由有理变为无理.这比私下了结,大家面皮上都过得去差很多.另外,对官员缺乏行之有效监督,“葫芦官乱判葫芦案”屡见不鲜.传统社会对包公、海瑞的千呼万唤,印证了民间对诉讼机制的不信任,将从体制内寻求救济的希望寄托在清官廉吏身上.
因此,法律规范的缺失及法律自身的矛盾,使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充满不确定性,加之由法律门外汉的儒家官吏来掌审判,老百姓难以树立法律的認同感.
三、法的实质合理性对形式合理性的弥补：春秋决狱的适用逻辑
应对法的形式合理性危机,最直接是改造上述三个条件,但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一者,当时立法技术低下,无法制定一套有体系性、逻辑性的成文法规范.立法者根深蒂固的“刑重威慑”“重刑轻民”的观念,使这种设想无法实现.再者,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法官的知识背景不可能改变.三者,息诉作为当时司法的主导性原则,导致诉讼裁决机制无法占领更大的地盘.
古代法制的显著特点,是法律不能解决纠纷时,往往求助道德.适用春秋决狱便在于此,其本质是道德的法律化.一者,道德规范弥补了法律的缺失,解决了演绎推理大前提缺失的问题.二者,赋予法官从儒家经义中“找法”的权力,使法律机械适用者变成了出色的道德说教者.这也是后世对春秋决狱批评最厉之处,认为它助长了枉法裁判.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有失公允.英美法系也有自由裁量权.退一步,即使一切依法而为,司法腐败也不能根除.问题不在于自由裁量权的有无,而在于能否得到约束.法官依春秋决狱行使裁量权,受到五方面约束：
一是法律约束.原则上,法官应在法无明文规定时缓引经义判案,但当时却无此限制,可直接缓引经义或儒家学者语录.这种本末倒置,动摇了成文法权威,造成法律规则适用的混乱.春秋决狱未处理好经义和成文法的关系；在法官对法律一知半解的情形下,他们肯定依据擅长的经义判案,法律失去了对法官应有的约束力.
二是责任约束.古代法律规定了出入人罪,创设了法官责任.汉朝文献中虽有“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的记载,但正式的法律渊源中则鲜有规定.至唐代,法典中才对法官的出入人罪规定了详细的处置办法.由于当时立法技术局限,无法形成一套足以约束法官的责任制度.
三是道德约束.汉朝虽赋予儒家道德标准以国家意志,但其致命缺陷在于无强制性、可诉性,这是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当时没有一个*的对话机制,以消除纠纷达成共识.故官方与民间甚至官方内部产生矛盾时,权力就成为意见取舍的标准,民间诉求趋向更高级官员推进.没有制度保障的道德约束,只能成为纯粹的道德说教,而无法对法官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在民间更无法建立起对法官道德的预测.
四是组织约束.主要是指行政系统对官员的考绩制度,当时采上计方式,由郡国地方行政机关定期以簿册形式向*报告工作,进行核实评定.上计的主要内容是“户籍,农桑垦殖,赋税、钱谷出入,漕运水利盗贼狱讼,教育选举,灾害疫疾,等等.”可见,该制度侧重于监督行政权而非司法权；侧重于考量行政管理活动而非审判活动.在此情况下,一个封建官员的理性选择,是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行政领域而非司法领域.
春秋决狱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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