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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逍,本名杨来江,生于1982年,甘肃天水张家川人.小说发表于《创作和评论》《飞天》《福建文学》《阳光》《文学界》《山东文学》《鸭绿江》《星火》《西部》等数十家刊物.多篇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作品和争鸣》《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转载.有小说被辑入《2013青春文学》等重要选本.先后获得黄河文学奖、滇池文学奖、麦积山文艺奖等多种奖项.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天黑请回家》等三部.
一、孤独的姿态
但凡说起西域,任何人都会想起草泽大漠、长河落日、戈壁风光等令人敬畏的壮阔景象以及让人手足无措的自然灾害,因而西域在国人几千年的文化氛围中,越来越被神秘化、妖魔化,甚至最初的西域三十六国,也变成了异邦、夷狄之众,想起就令人不安——他们注定是要和大汉文化、中原文明相对峙、相攻击的乌合之众.所以,通往西域的路,便自然成为一条千百年来人们心理障碍上的不归路.每一个欲和天公试比高的挑战性人物的出现,势必都带有悲凉悲壮的英雄色彩,他们一开始,就给自己的内心注满了孤独和舍生取义的忠义人格.
当然,所谓的忠义人格,往往包含着被逼无奈或是头脑发热一类的瞬间冲动,但更多的时候,应该还是文化沉淀的结果,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历经磨难之后的追求和固守,是以金戈铁马为名,为万民谋福的带有鼓动性质的创新,同时,这也是国人最易接受的英雄型号.也正因为这样,这类英雄往往容易被民间不识真相的人口耳相传,按照他们个人的喜好对英雄事迹进行宏观改造,历史的真相便逐步层层脱离最初的模样,乃至最终出现夸张的底层叙述结构；而事实,则只能停留在成堆的史料里被淹没,除非是遇到热衷于研究的文人雅士才得以分辨,但这种分辨在几千年后就有了高处不胜寒的薄凉——很少有人愿意接受逼近历史真相的那种并不惊险的故事内核.
影响最大的人应该是大唐高僧玄奘了.一部无和伦比的《西游记》使得这个原本十分小众的佛家弟子成神成仙,万众瞩目.这不但是文学的力量,也是底层民众的渴望,归结起来,还是中国文明必然需要的一个英雄标杆.这个标杆树立起来,就把国人一直向西的勇敢意志构筑在一个无可超越的顶峰,但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西域并不那么空远,并不那么艰险——和玄奘比起来,通往西域的路途终究是平坦了许多.
公元629年,接近而立之年的河南偃师人陈袆,因自幼遁入佛门,又少小聪慧,年纪轻轻便能以德礼服人,受大唐达官显贵的敬重和膜拜；至于唐朝皇帝李世民是否真的认他做了御弟,并不重要.但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是,在佛教备受推崇的彼时,以李世民的贤能,他和这个少时得道的高僧之间一定有着非同常人的联系和相互欣赏,不然就不会有太宗两度劝其弃道辅政的渴求,也不会因为爱惜他而拒绝他西行求法.但尽管如此,这个法号为玄奘的年轻高僧,起码具备了比别人优越的四个条件,作为他西行路上获得成功的筹码.首先是年富力强,加之多年的修行,使他有强健的体魄,才有了走完五万里的信心；其次便是他有一颗孤独的心,一个如此年轻便找不到对手的高手,注定要向更远更高的天空跋涉,这是每一个高手的精神需求,是他们的 ；再次,作为大唐皇帝器重的人才,纵然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也不会被朝廷治罪,因而大唐的政府对他的私行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排除各地官员以礼相待的尊贵局面,即使玄奘以僧人的素朴不愿接受朝廷的援助,但所到之处的寺院,也不能让这位高僧受苦受累,白马干粮一定是备足了的；第四,以当时大唐国力的昌盛,周边诸个小国也绝不敢轻易为难一个从天朝出来的高僧,况且,那时候,有道高僧处处受人敬仰.如此说来,玄奘所受的苦便要大打折扣了,并不是小说中描述的九九八十一难.他一路西行,受苦受难肯定在所难免,但他是带着大唐万千信众的顶礼膜拜一路西去的,当他在遭受自然灾难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是幸福自足的,他内心承载的责任感一定超越了肉体上的苦难.
和三国时第一个向西取经的朱士行相比,玄奘就幸运得多.公元250年,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到洛阳译经,在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受戒后,朱士行刻苦钻研《小品般若经》.但由于受翻译影响,他在领会的时候总觉得不大通透,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57岁的朱士行孤身一人从长安出发,在没有任何向导和保护的情况下,穿越大漠戈壁到了于阗国,得到《大品经》真本,他在那里抄写.十二年后,派弟子将抄写的经本送回洛阳,79岁时圆寂在于阗.朱士行的西行之路,开创了中原僧人西行取经求法的先河,对后世的僧人影响极大,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虔诚的宗教意识启发了后人,也为玄奘西行提供了可行性经验.
同时,玄奘还比东晋安帝时的高僧法显幸运得多.公元399年,65岁的法显,亦是孤身一人从长安出发,经西域,翻越了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北天竺,历时两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西行海外取经求法的僧人,将朱士行的西行路线延伸了数千里,他游历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归国.法显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深远.这本不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应该做的事,但法显却做得轰轰烈烈,义无反顾.更重要的是,他成功了,战胜了自然灾难,他的坚毅,令人振奋.
所以,在忠义的支撑下,于玄奘而言,西域便不显得可怕了,并非遥不可及.但不论是朱士行,还是法显,尽管他们是开拓性的人物,受苦受难多于玄奘,可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始终超越不了玄奘.这当然也和玄奘在传道、译经方面的成就比他们都大有着关联,也和文学作品对他的过度渲染密不可分,但更多的还是运气,文化积淀的运气——他逢时而生,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完成了忠诚的最佳诠释.
那个站在最高处的人只能是一个,那就是玄奘.
然而,毋庸置疑,这些佛家的精英所秉持的忠义人格,是停留在灵魂孤独的字眼上,他们所阐释的忠义,其实忠诚的内容更多一些.而这种忠诚也几乎都是忠诚于自己,忠于他们本身的精神世界,这也是信仰的力量,是大善和大爱的力量.但不可否认,这些伟大的行者,以无比坚毅的生命形式和珍贵壮观的文化姿态,完成了中西方文明的多次撞击融合,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闪发光.
西域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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