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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学》创刊60周年,值得庆贺！
前30年,我十年在重庆,十年在北京和河南,即使在成都,和《四川文学》也没有往来.要说接触,是从1982年底,我调到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工作时开始.1983年,《四川文学》的主编,曾来宣传部,要求把名字改为《现代作家》.我内心觉得没有必要,但也没有反对.我只是说,名称是次要的,关键在内容；王麻子剪刀,陈麻婆豆腐,名字不好听,但质量好,全国有名.1991年,又改回叫《四川文学》.
我和《四川文学》的感情,应从我成为作者讲起.
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我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学习写作.1945年至1948年,我写了近百篇习作,分别发表在成都、重庆和自贡的报刊上.这些习作,主要是表达对旧社会的不满,抒发个人的情感.没有想到,在1955年肃淸“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场运动中,因为这些习作,我受到批判,成了冤案中的“冤案”.运动结束后,我自己的思想也被搞乱了,决心“夹起尾巴”做人,再不动笔.只是在1959年,因工作需要和人合作,写过报告文学《刘文学》.“ ”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发誓再也不留下任何文字.
改变这个决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写下来既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也许还有一些“史料”价值.于是,我再次提笔,以“往事隨笔”为总题目,开始写文章.
遵从马识途老人的意见,我把《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一文,寄给《四川文学》.该文讲述“ ”中,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当时还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四爸巴金；叔侄见面,千言万语,竟不敢深谈.这是我在《四川文学》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1995年第4期.不久,《四川文学》发表了李累的评论文章,他说：“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这场大悲剧,竟被李致叙述得那样委婉和平静,就更加令人难受了.断肠无泪.形式和内容的极不和谐,产生了最深沉的、隐藏在大海底层的、动人感情的效果.”李累过奖,但不能不说这是《四川文学》和读者对我的鼓励.这以后,我在《四川文学》发表了《寻找童年的足迹—记巴金重访文殊院》、《带来光和热的人》和《永恒的手足情》等文章.
1995年,我出版了第一本随笔《往事》；1997年,又出版了第二本随笔《回顾》.这两本集子受到了《四川文学》的关注.《四川文学》先后刊登了三篇评论文章.前两篇是诗人沈重写的,《真诚· 朴实· 幽默》和《白发的芬芳》.第三篇是马献廷的《写好一个“真”字》.马献廷是天津的作家和评论家；而沈重即沈绍初,曾是《四川文学》的资深编审,尽管当时他已在巴金文学院工作.沈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停笔.“中国的情况有点复杂,作家有时就是不能写,农民有时就是不能种地.不是主观不想,而是客观不允许.”他相信我“年近古稀而重新提笔,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无所为而为,更重要的是,他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东西.”沈重认为这些作品“在当代市场般喧闹的文学界也许并不引人注目,更无‘轰动效应’,但却默默地起着精神支柱的作用.”这些鼓励,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我不能辜负沈重和《四川文学》的期望.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省委宣传部组织征文比赛.事后我知道,《四川文学》推荐了我的《缅怀两章》,一章是《心留巴金家》,一章是《我所知道的张爱萍》.我的《缅怀两章》获文学类一等奖.我想说明,《我所知道的张爱萍》一文,先寄给另一杂志社,被编辑退回.《四川文学》不仅刊登,而且推荐参加比赛.有趣的是,宣传部决定,奖金由原发表文章的单位,再发一次稿费.《四川文学》重发了稿费,让《四川文学》破费了,抱歉.
“ ”时期,我在共青团 的“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这是一段不可缺少的经历,我曾写过有关干校的一些文章.2002年我又想起三件既有意义又有趣的事：一是牛和犁地突击队,二是在幼儿园当了半天“阿姨”,三是翻脸不认狗.我以《干校三事》为题写文发表在《四川文学》.不久,在一次会上,马老和我邻坐,说看了我的《干校三事》.他写了几个字：“自然的幽默和乐观作风,很好.”怕我不懂, 又指着前面几句话, 写了“文风”二字.王火也打电话给我,表示他喜欢这篇文章.
2003年一天早上,我听见麻雀的叫声.这令我想起当年除“四害”消灭麻雀的运动.我和许多人一样,坐在机关最高的屋顶上敲着破盆,用竹竿驱赶麻雀.对鸟类既不能发“红头文件”,又无法召开大会,向其宣布“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次只赶麻雀,不赶其他雀鸟.在哄赶声中,城市所有鸟儿,麻雀和非麻雀,统统累死或逃亡了.谁敢和你这“万物之灵”的人类生活在一起?为此我写了《喜见麻雀》,做了反思,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刊在《四川文学》上.马老看见这篇散文,说写得“深刻和幽默”.
马识途是老革命、老作家,德高望重,但在建国初十七年间,他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2006年,《四川文学》刊登了我写的《历经斧斤不老松—记马识途》,文章用了13个章节,记述我所知道的马老.《当代史资料》总42期转载了此文.该刊编委李锡炎,在一篇评述中说：“这篇历史回忆,就是以事叙史,以事实表达真情的范文.读起来,不仅感到真实真切,而且令人赏心悦目,心灵受到震撼.”马老现已步入102岁,身体健康,头脑清醒,笔耕不止,无论是人品还是作品,更加受人尊敬.
2007年,《四川文学》发表了我的《一生追寻鲁迅》,这对我十分重要.我一生受鲁迅的影响,但在过去的“肃胡”运动和“ ”中,总是批判我受胡风的影响极深.我多次说明,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又被批判为“美化自己,为自己擦脂抹粉”.尽管这些不实之词后来得到改正,但我的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用细节描述了我对鲁迅的追寻.此文同时刊登在上海的《鲁迅研究·秋》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1980年,我们出版了丁隆炎记录彭德怀元帅在“ ”中的《最后的年月》.这本催人泪下的好书,在发行的第二天即被叫停,作者也受到牵连.原因是某写作小组,向上面告了状.出版社党委向 和党 书记处写了报告,为作者和他的书申辩.一年后上面准予该书内部发行.事隔30年,我找到了当年的报告,写了《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四川文学》2013年第四期,在“特别推荐”栏目刊登了该文.时任名誉主编的马识途眉批：“读完此稿,感慨不已.往事历历在目,至今犹觉悚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近几年来,《四川文学》发表了我的几篇缅怀故友的文章,如《我第一次出远门》.
2014年,天地出版社以“往事随笔”为总题,分別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和《昔日足迹》三卷本,共70多万字.这三本书再次受到《四川文学》的关注.前年,《四川文学》发表了朱丹枫的读李致的“往事随笔”的评论文章《笔尖纸头方寸地 赤子痴心真性情》.去年《四川文学》（第9期）又发表了向荣的评论文章《〈往事随笔〉的心灵启示》.
作家或作者,写文章既需要发表,也需要评论.尽管《人民文学》和上海的《文学报》多次刊登我的往事随笔,但《四川文学》是刊登我的文章和评论我的文章最多的刊物之一,我把它当作自己耕种的园地,和读者沟通的桥梁.《四川文学》的评论给了我很多鼓励,有些评论可能过高一些.我有自知之明,没有头脑发热.我把它理解为期望,并为之奋斗.
在《四川文学》创刊60周年之际,我向《四川文学》,向历届编辑、主编和副主编,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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