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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的社会交往之广泛,人际资源之丰富,人脉网络之复杂,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史上可谓首屈一指.翻阅《顾颉刚日记》便可知,顾颉刚所交往的对象涵盖政、商、学、军等各界,大到与蒋介石共餐,小到与车夫的交流,日记中都有涉及.而与女性朋友的交往也构成了他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余英时先已发现,他在为联经版《顾颉刚日记》所作的序言《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足足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顾颉刚与北大毕业的才女谭慕愚（又名谭惕吾、谭健常）之间缠绵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如余氏所言：“我读顾的《日记》,从1924年开始,便为这个伟大的故事所吸引,以后《日记》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是谭的身影.”自余氏此文一出,有关于顾、谭这段感情的研究便不断升温,相关文章更是不绝如缕,为人津津乐道.
其实,细读日记便可发现,与顾颉刚关系非同一般的女性好友绝不止谭健常一人.顾颉刚的女性缘之好,实在超乎常人的想象.燕大才女郑侃嬨便是又一位与顾颉刚成为“知心之友”的女性朋友之一.自1933年3月顾颉刚与郑侃嬨相识起,到1938年10月郑侃嬨病逝于香港,两人前后交往不过五年,然而正是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中,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的地位也达到了顶峰,足以与谭健常并列,用顾颉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健常、侃嬨,并为予知心之友,健常认识在前,我爱既钟,不容他移,侃嬨豪放过于健常,无话不谈,在友谊上亦造顶点.”探寻这师徒两人间的生平交往与学术情谊,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顾颉刚人际关系网络的丰富与拓展,而且还能让人走进并了解郑侃嬨这样一位女才子短暂的人生旅迹与学术历程.更为重要的是,也能够从细微的侧面为我们展现顾颉刚是如何构建学术社群并开展学术志业这样一个复杂而生动的过程.
一
顾颉刚认识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学人还是因缘于文字.他在1933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予又欲作中国通史,而不得一助手.适在《北大月刊》中见郑侃嬨女士所作《西游记补》,文笔极清利,且有民众气而无学生气,最适于民众教育,因由容女士之介,与之相识.此事如能成,必可收救国之效.郑女士人甚质朴有为,貌（眼与唇,及其笑态）颇似慕愚,又使我怆悢不已.”这段日记不过寥寥百余字,包含的信息却相当丰富.首先,至少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已下定决心编纂一套中国通史,这也是众多怀有救世情怀的史学工作者在这个时代下的共同目标；其次,对民众教育的重视与对通俗读物的提倡.在顾颉刚看来,通俗读物实在是“继续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精神,用通俗的口调,把革命的科学思想贯彻到下层民众的心中,代替《宣讲拾遗》、《济公传》一类陈腐读物,来教育国民的杂志和书籍”的总名称.而“亡国灭种”等许多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民众没有得到相当的教育”,因而,顾颉刚此后数十年间,便将相当部分的精力放在民众教育之上.第三,这女生的长相竟与谭健常极为相似,这点恐怕连顾颉刚自己也没想到,因而会“怆悢不已”.这点也平添了顾颉刚对其的好感,也足见顾颉刚对谭慕愚用情之深.而无论是中国通史的编纂,还是民众教育的宣传,都是日后两人学术志业的共同追求,同时也是维系两人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
也许是一见如故,此后数月间,顾颉刚便开始与郑侃嬨频繁地交往.他1933年3月28、29日连续两日“看郑女士所作小说《允让自传》”.3月30日,“到哈燕社,晤郑、容两女士”.4月13日,“郑侃嬨女士来谈,留饭等看郑女士十五岁所作长篇文言小说《迟暮夫人》”.并对其赞赏有加：“侃嬨女士真是文学天才,十五岁所作小说,遣词已甚活,插入之诗与信做得也好.”4月20日,“郑女士来,长谈等侃嬨女士是一个极热烈的人,与健常相似.与连士升君结婚,过极简单之生活,为邀读书,辞掉教课,甚坚毅可佩”.这样在日记中频繁地记同样一个人,在顾的日记中并不多见.
两人更是书信不断.4月30日的日记中记有“十六日,与侃嬨女士书（下略）”.后来,这封信辑录到了中华书局版《顾颉刚全集》的书信集中,也是目前能看到的两人之间的唯一一封通信.一般而言,只有非常能放映顾颉刚情感与心境的书信,顾颉刚才会将其附录到每月月底的那一天日记之后,遍览顾颉刚的全部日记,这样的书信并不很多,而他给郑侃嬨的这封信能记到日记里,也足见郑侃嬨在顾颉刚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透露出这样一层信息：顾颉刚愿意向这样燕大的才女表露自己的心声.
他在这封信开头便表述道,他在自认为理解了郑侃嬨的思想与环境之后,认为“我觉得我们才是真革命的人”.随后便将现今的青年批判了一番：“现在的青年,浮泛的热情有余,坚毅的志力不足,更不知休养为何时,将来的事,未必不蹈前人之覆辙.照此循环,如何得了”.言下之意,顾颉刚认为郑侃嬨绝非这样的青年,而是具有“坚毅的志力”并且能成就一番学术事业.随后便进入了这封信的主题：“所以我以为现在所需要的,是养成一班专心致志、分工合作的人,处顺境也这样干,处逆境也这样干；有领袖固好,没有领袖也不放.能够有这样一个团体,认定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又各人做各人的事,使工作的结果殊途同归,积以岁年,必有大效.”
应该说,培养一班青年并使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可以说是顾颉刚的夙愿,顾颉刚对青年的提携、培养、争取以及随之产生的一些与青年的摩擦、失和几乎贯穿整部日记.顾之所以对青年孜孜以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性格使然,如他自己所言：“余以爱才,为青年所附集.”所以在我们日记中能时不时看到顾颉刚忙于对青年的推荐：“3月18日,“写煨莲信,为荐愈之也.予觉商务书馆散出一班人中,以愈之为最好,颇欲引至北平.”并时常为当时深受青年大众喜爱的《青年界》杂志写稿.此均出自对青年的喜爱.
不过顾颉刚对青年的钟爱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顾颉刚自认为自己的志业绝非个人所能完成,而是需要一个学术社群的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如顾自己所反思当年与傅斯年的分歧时便提到,傅的旨趣在提高,而顾颉刚则认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等故首须注意普及”.不过相对于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这个官方机构来说,顾颉刚后来所领导的这样一个学术群体更为民间、更为非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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