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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加斯基奇斯是在去圣彼得堡的飞机上认识的.他临窗而坐,几乎不间断地从小小的窗户向外张望.虽然目力所及都是神秘莫测的蓝天,机翼下遥远处可见的葱绿大地,但是加斯基奇斯绝不是为了来寻找俄罗斯人想看到的东西：故乡、亲友、记忆.加斯基奇斯的记忆是拉脱维亚人的,但不是拉脱维亚被并入苏联后的第一代人的记忆,而是第二代人的记忆.他的父亲是里加的党的工作者,在俄罗斯人的领导下参加了使拉脱维亚成为真正的苏联领土的工作,经历了拉脱维亚“苏维埃化”的全过程.后来,他被动员上了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场,战争结束时,他奇迹般地完好复员回到了里加.而加斯基奇斯只有“二战”后的经历和记忆,对他来说,最最难忘的是七十年代末被动员参加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他是不幸的,他的一条腿永远埋在了阿富汗的荒漠之中.
失去了一条腿的加斯基奇斯在里加的土地上非但没有倒下去,反而顽强地生根发展.在拉脱维亚宣布独立后,他夺得了他所在的军工厂的私有权,军工厂成了他发财致富的吉祥之地,一种秘密的商业活动让他成为一方霸主,也使他和圣彼得堡、莫斯科的军工企业家,那些一夜暴富的“新俄罗斯人”结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和那些返乡的俄罗斯人不同,也和那些讲俄语的拉脱维亚普通人不同,他是为寻求商机和财富而来.
加斯基奇斯很善谈,但也很善于适可而止.事实上,我对他的商业活动并不感兴趣,也没有窥探他的私密的愿望.尤其是他从事的军火生意,我从心里就感到厌恶.厌恶什么呢?是生意,还是滋生这种生意的历史?我所感兴趣的是历史,是他参加过的阿富汗战争的经历.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场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的一些档案已经解密,那些流血的、翻动着战火和硝烟的、充满苏联老百姓悲欢离合的文字里已经把那场战争复原得清晰可见,尽管不时还有阵阵雾霾把历史的进程遮盖得影影绰绰.加斯基奇斯的失去一条腿的残疾“阿富汗人”形象,我也不是第一次见到.
早在苏联解体最初的那些年月,莫斯科、圣彼得堡的街头就到处可见这些缺腿少胳膊的“阿富汗人”.他们似乎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身穿迷彩服,拄着拐杖或者假腿,吊着石膏绷带厚厚缠绕的残臂,或是立在闹市口,或是穿行在豪华轿车中间.他们无所畏惧,也目中无人,虽然岁月又已悄然逝去了三十年的时间,但眼下的闹市和繁华街区仍像是他们当年苦熬苦撑的阿富汗战场,他们还像是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是在显示他们的贫穷、不幸和本应成为“民族英雄”而终究沦落街头的不公,还是像乞丐、流浪者那样祈求施舍、盼望同情和怜悯?不得而知.或许是在 、恫吓,可是向谁?向政府,那个派他们去异国他乡的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向民众,可民众怎么承担得了那七年的败战之重?所有的人似乎都怕他们,连谁也不敢招惹的 见了他们也避之一旁.他们就是那场战争的遗产,那场战争不肯消失的王者,因此他们有了一个特殊的代号——“阿富汗人”.他们像尖刀一般插在这个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心窝之上,就如同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成为俄罗斯难以消解的国家和民族之殇.
“哦,阿富汗,阿富汗！那可是一言难尽了！”他说,“我也曾经是个街头的‘阿富汗人’,当时的想法是,要把满腹的怨恨、痛楚发泄出来,渴望社会的同情.可有什么用呢?所以,我愤然离开了那可恶的街头,从圣彼得堡回到了里加,想重新做人等算了,往事不堪回首啊！您不也是下榻索克斯饭店吗?也许我们有机会再聊.”
我对此话的反应是：这是一句不想再谈的客气话,所以也就握手而别,没有心存再和他见面的想法.
在索克斯住下的第二天的晚上,我沿着涅瓦河闲逛了一阵后回到了饭店的酒吧,想在那里小憩一下.只见灯光阑珊处,在那老砖墙边的吧台旁有人伸手向我打招呼,我凝目而视,竟然是加斯基奇斯.
“坐下,喝一杯！”加斯基奇斯说.
我说：“好呀！难得我们又见面.”
“阿富汗战争是场噩梦,一场人为的噩梦！”加斯基奇斯竟然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这块宝地嘛.沙皇的时候,俄国就把阿富汗控制在自己手里,认为这该是属于俄国的土地,这就像他们认为我们拉脱维亚、波罗的海国家该是属于他们的土地一样.在阿富汗闹革命的那*,什么塔拉基,什么阿明,还有后来的那个卡尔迈勒,不都是苏联扶植、支持的?所以,塔拉基和阿明一上台,苏联就高兴得不得了,竭尽全力支持阿富汗照搬苏联的做法,几乎就把阿富汗当成了苏联的一个州！”
加斯基奇斯的这番话是现在讲的,当年,当他作为一名苏军战士被派往阿富汗时,不可能这么想吧?加斯基奇斯发觉了我怀疑的目光,就接着说：“是的,那时没有这种认识.军队的指挥官动员时,说派兵去阿富汗是为了保卫苏联,而保卫了苏联就是保卫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保卫了世界和平.所以,我们是神圣、庄严地踏上阿富汗的土地的等”
听着他的话,我读过的阿富汗战争档案上的一些文字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塔拉基和阿明是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发起“革命”,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他们两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多次重复了相同的话语：“阿富汗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总是从十月革命的思想中吸取精神力量,许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过伟大的列宁著作的教育.”于是,在塔拉基、阿明和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这个发生在四月的“革命”就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四月革命”,而阿富汗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被置于必须听命于苏联、纳入苏联这个框架之内的了.和此同时,阿富汗和苏联都反复重申双方“六十年来的友好密切关系”.这句话实质上却是在揭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就对阿富汗表示极大关注并且积极进行工作,而阿富汗的“革命派”在这六十年中也就一直在苏联人的扶植下成长和发展自己的势力.
苏联为此花了大把的钱,但是,塔拉基和阿明的党所执行的亲苏政策得不到国民的支持,他们的党也内讧分裂.而阿富汗是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民族关系又极为复杂.亲苏派傀儡无法掌控国家,不断地请求苏联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四月革命”四个月后,即一九七八年八月,苏联部长会议做出了向阿富汗派遣武装工作队的第二四三七号命令.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苏共 政治局又做出决定：“由苏方负责支付派往阿富汗 共和国武装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费用.”这些由苏联出钱供养的党政军专家控制了阿富汗的一切党政军机构,变成了阿富汗的太上皇.不幸的是,这种友谊的、兄弟般的援助并没有使塔拉基和阿明这样的盟友变得绝对地忠诚于苏联,他们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也逐渐露出了集团利益的色彩,更不用说阿富汗的主要居民,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俾路支人以及其他民族了.阿明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称为“叛乱分子”“恐怖分子”,宣称“如果没有外国对我国事务的干涉,在阿富汗就不会有任何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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