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叶兆言阅读是一种美好享受》：此文是一篇叶兆言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叶兆言：著名作家.1957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三种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苏珊的微笑》等,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杂花生树》、《陈旧人物》等.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
著名作家叶兆言是南京的文化名人,他出身于文学世家,从小就生活在浩瀚的书海里,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都热爱文学.对文学抱有梦想,但却反对叶兆言当作家.为了打发童年的孤独和无聊,叶兆言开始了漫无目的的阅读,并在阴差阳错中成了一位作家.
苏童曾如此评价：叶兆言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确实,在他身上散发着一种恣意率性的文人气息.他满腹经纶,说话时语速极快,思维跳脱得让你跟不上.他谈阅读,谈经典作家,谈小说技艺,他调侃读书人的疯狂和愚痴,痛陈书的“灾难”,他为严酷时代的退场而庆幸,也揭示了“阅读不在发生”的现实真相,批判与自嘲共存,洞见与粗口齐飞等
对叶兆言来说,阅读和写作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美.
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
在叶兆言的童年记忆里,书,首先是以一种强烈的形式感出现的,“当时家量大概有七个书橱,这在那个年代的家庭里是极为少见的,它们厚重的漆色和林立的图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这些书橱只保存下来两个,依然摆满了文史哲之类的藏书,叶兆言记得,自已最初对汉字的识读就是从那些书脊上的书名和作者姓名开始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最初的识字课本,当年,他还以孩子的眼光来衡量一个作家的大小,“首先是看名图书的数量,如果谁的书多,我就认为他是个大作家,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两本作品,我就认为他不是大作家.”
祖父叶圣陶先生是不藏书的,而且极为大方,不管什么书,谁要都可以拿走.但叶兆言父亲叶至诚先生却喜欢藏书,因为藏书甚巨,在1980年代的时候,还曾经获得过首届金陵藏书状元.“*”期间,叶家房子被强迫分一部分给群众居住,面积缩小了一半,装不了那么多的书,便堆在叶兆言的卧室.“很多年我就住在书房里面,整个房间都是书,一伸手就能抓到.”叶兆言说,自己并不是天生喜欢看书,而是因为孤独.因为自己是独生子,性格又内向,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时间,便看起书来,“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
中学毕业以后,叶兆言到北京照顾叶圣陶先生,做了爷爷一年的“秘书”,听他聊天,陪他看朋友,在他的身边乱看书,堂哥叶三午当时在北京是比较活跃的文学青年,在文举艺术上极其天赋,三午不仅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着,而且口才很好,能够绘声绘色地把读过的作品讲述出来,吸引了一群年轻的朋友.经常参加“三午沙龙”聚会的有翻译家傅惟慈,小说家阿城,朦胧派诗人多多等,他们郞诵诗歌,欣赏古典音乐,交流文学话题,在那个文化沙漠的时代,三午的小屋俨然成了一片文化艺术的绿洲,当时大家都喜欢谈书,堂哥三年甚重自称是看小说最多的人,叶兆言受他影响,但不服气,老想着有一天要超过他,于是也如饥似渴地看起书来,有外国小说,也有中国古典名著,还读了很多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有一次,在语言学院教书的傅惟慧给三午和叶兆言出了个题目,让他们写出一百本自己最喜欢的外国名著,两人罗列到最后发现实在无法凑齐这个数字,这种游戏从某种程度上更加刺激了他们挑战阅读的*,由于家庭的读书氛围,加上时间的闲暇,叶兆言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书虫子”.如今,回忆起那段时光,叶兆言感到的是一种温馨,“那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一个阶段,是真正的无所事事,那种本能的,没有功利性的阅读是最美好的”.
一个没有书读的时代恰恰是读书的时代
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叶兆言曾总结说：“我的世界观,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在中学时期,雨果和高尔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乃至刻骨铭心的印象.《笑面人》和《九三年》,让他读得如痴如醉.他一面流泪,一面把精彩的章节抄下来.而《九三年》的故事似乎已植根于他的无意识深处,以至于很多年之后,他有时做梦,“仍然会梦到那个辉煌的最后场面,郭文高傲的头颅被按在断头台上,痛苦不堪的西穆尔拔出*,用一粒*洞穿了自己的心脏.那是一个让孩子可以放声痛哭的壮丽场面.
叶兆言认为,有两类书对他具有吸引力,一类是道德文字,它让人产生一种内心的崇高感.比如中学时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就让他有一种“虚拟的罪恶感”,觉得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赎罪的要求.土耳其的小说《我们心中的魔鬼》也是给他印象很深的书,这部在他现在看来算不上优秀的小说,曾经一度让他颇为喜爱.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畅销读物,小说中对牛虻和他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有着精彩的描写,让叶兆言迷恋不已.另一类具有传奇色彩、故事引人入胜的小说,也是叶兆言喜欢的,比如《基督山伯爵》、《第七个十字架》、《斯巴达克斯》等.此外,他还有一种“名著情结”,祖父说《战争与和平》好,他就去读《战争与和平》,说巴尔扎克好,就去读巴尔扎克.他说,这样的阅读,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他”武装到了嘴皮子”,可以到处“卖弄”,向别人炫耀,在当时,这也是一种乐趣.
除了“名著情结”,叶兆言还有“禁书情结”.在那个禁锢年代,很多书是看不到也是不能读的,但越是不让读,就越是想读,所谓“书非禁不能读也”.禁书单反而成了一份导 读单.“有段时间,读禁书是我的一大乐趣.”叶兆言就看过不少当时只在小范围传播的“黄皮书”.那是1963年前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主要是西方文学作品,包括《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日瓦戈医生》、《在路上》、《解冻》、《人·岁月·生活》等.这些书的封面大多是*或灰色的,故称“黄皮书”或“灰皮书”.这些书通过私下里悄悄流传,给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窗户,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
“禁书”中不仅有所谓的“黄皮书”,还有涉及到性描写的“黄书”.当年最有名的就是手抄本《少女之心》(又名《曼娜日记》).叶兆言记得,大概是一九七四年左右,有人带了一本书给叶三午,三午对叶兆言说,这手抄本你绝对不能看.三午把这本书*在床褥里,夹在两层棉花被中间.“可是他缺乏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趁他出门,我用飞快的速度看完了这本手抄本.”叶兆言说,读完后的感觉是,“非常震动”.
回顾过去,叶兆言说,七八十年代很多人的阅读机会少一点,但也恰恰是年轻人知识饥渴的时期,读书成为一种风气.不久前有一次,叶兆言和方方,韩少功,何立伟在一起聊天,还谈到这个话题,他们发现那时候读的书远远比现在的人要多得多.“因为那个时候年轻,不仅没有其他娱乐,而且没有书读,而一个没有书读的时代往往是一个读书的时代.”
叶兆言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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