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况钟为官之道刍议》：该文是关于况钟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摘 要]明朝政府一直重视吏员的建设,重典治吏,恩威并施.而在明朝前期,苏州知府况钟是整顿吏治中较为出色的,他任职十二年之久,政绩卓著,本文试从此方面入手研究况钟的为官之道,以期能为今天步入仕途的人们提供一点正能量.
[关键词]况钟；整顿；吏治；为官之道
况钟（1388-1442）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靖安（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人.他是明朝著名的能吏.曾在靖安县和礼部做了二十多年的吏员,勤敏干练,深受主官信任.宣德五年七月（1430年）出任苏州知府,宣德六年三月继母何氏故,况钟回乡丁忧,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余人“奏请不为牧民常例”,“夺情起复赴任”[1].正统五年（1440年）况钟九年考满,理应离任,但苏州府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张文昌上书,“尹苏非公不可”[2],至正统七年十二月病死任上.前后共任了十二年苏州知府,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人称“况青天”.本文试从况钟治理苏州期间其整顿吏治这一方面着手,探究况钟的为官之道,管中窥豹,以期能对今天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
吏员是介乎官、民之间,是政府在民间的代言人,直接关系着王朝的国运兴衰.“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3]深知此理的况钟,新官上任,就以此作为切入点,开始整顿吏治.正所谓“不正乎吏,民易由安之”[4]?
《明史》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钟乃蠲烦苛,立条教,事不便民者,立上书言之.[5]
正因为况钟本是吏员出身,所以对吏员间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谙熟于心.又因为新官上任,地方业务、人际关系等还不甚了解.所以他不动声色的看着那些奸吏们“肆意”表演,一个个粉墨登场之后,是廉是贪了然于胸,悉数整治.切实做到了宣宗对他的期望,“毋为权势所胁,毋为奸吏所欺”[6].虽然手段上有些不合乎法,审判上也未经过相关的合法程序,但这种大智若愚、杀一儆百的智慧,大刀阔斧、不畏强权的魄力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对吏员的这种非法管理,法外用刑,并非况钟的发明物.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至死”[7],朱元璋赐玺书嘉奖.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七月,苏州知府王观“治奸吏至死”[8],朱元璋派使者前往慰劳.在朱元璋看来“吏多狡狯”[9],吏员只能服皂衣,且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既然如此,终其一朝,甚至清朝,吏治始终是人们不断思考的问题之一.人们一边痛恨吏制的腐败,一边又不能根除吏员而后快.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帝制时代吏同官一样不可或缺,在很大程度上,吏员才是影响下情上达,上恩下施,甚至影响国运兴衰的关键.所以怎样才能得其用而不为其所害成为能人志士所思考的问题之一.况钟就是其中的一位实践者.
他认识到吏员在官、民之间所起的重要联系作用.吏员如若能清廉,那么官员的恩施就能很好的落实到民间,或者官吏之间的狼狈为奸现象就能很好的得以控制,所以况钟对*污吏严惩不贷,但吏员出身的他并非对这一阶层心存偏见.反而有时候能替吏员说话,为吏员着想,这是难能可贵的.知府衙门着火,负责小吏惊恐万分,杖责一百之后,况钟却说“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当哉”[10],为此被罚俸,但保全了小吏.清代道光年间的苏州知府桂超万在《况太守集》的序言中,把况钟治苏的成功归结为“诚”也.“苏州吏胥之奸滑,盘固根深,尤不易革除；民气素弱,而亦多沿积习,浮靡偷薄不可以笔舌喻.独公有榜谕,父老子弟泣涕改悔者,何哉?曰‘惟其诚也’.”这就是况钟整顿吏治的艺术之一：不仅仅铁和血,也有这种平易近人的高尚之举.就像他自己总结的一样“不植其德,难施乎刑.不施乎刑,难以正吏.”[11]况钟以身作则地奉公执法,赏罚分明地惩奸除恶,恩威并施的人格魅力,逐渐把苏州府的坏风气加以扭转.
二
况钟整顿吏治的另一艺术是刚正清廉,但又八面玲珑.
在明朝,下令惩治*污吏的能官除况钟外,还有海瑞、张居正等.后两人失败的共同原因在于生不逢时.明朝中后期,大厦将倾,各种社会矛盾已经显露,作为统治者的君主也再没有建国初期的君主们那样勤政,所以他们的努力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利于长久,只能是昙花一现.
其次,改革虽然只有彻底才会成功,但在当时,各个阶层的利益环环相扣,他们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牢固扎实的根基.像海瑞那样上批皇帝的昏庸,下批官员的贪污,势必要在乌烟瘴气的官场中杀出一条血路,想要根本改变政治腐败的这种做法,只会引来统治阶层各派系的争相排挤,联合打压,最后也只落得铮铮铁骨的美名供百姓传颂.在这方面,况钟就要比海瑞八面玲珑的多.在以皇权为中心的帝制时代,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伺候得了皇帝的主,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改革梦.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三番五次密旨差遣逮千只蟋蟀.况钟不是不知道这种行为劳民伤财,但却仍然办得有声有色,毫无怨言.不仅如此,在官场上,他与当时的内阁辅臣三杨,以及巡抚周忱,都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官场学问,无不是其聪明的表现.正是这种上下支持和信任的关系,使得况钟在苏州知府这么一个难坐的职位上坐了十二年之久,治理效果十分卓著.
最后,况钟又要比张居正行正坐端的多.前者死后归葬,船上只有书籍和器物,从而赢得了“廉洁之操,一尘不滓；执守之固,千夫莫回”的美名[12].而万历十二年,籍没张居正家的时候,“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13]整顿吏治的张居正本人都做不到两袖清风,所以留下被攻击的口实也在情理之中.孟德斯鸠有句经典的话这样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4]那怎样才能杜绝这种权力的滥用,在帝制时代,要想用权力制约权力,杜绝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把公共权力限制在法律的有效监督之下,限制当权者为非作歹,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权力的滥用与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品德.况钟在整顿吏治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要求恰恰就是个人这一品格的体现.
况钟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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