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晚清湖南理学群体道统意识和批判精神》：此文是一篇道统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摘 要：晚清湖南理学群体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群体.这一群体以程朱理学为最高价值理想,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性格和道德标准,主张治统符合道统,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考虑到道统沦亡的代价,他们采取和清政府合作的稳妥方式,利用道统所赋予他们的文化解释权批判专制君主和社会腐败,以儒家之道整合现实政治.由此,隐性的文化斗争和满汉矛盾、 和地方矛盾交织在一起,决定了湖南理学群体和清政府之间的离合关系.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又意图在治统的前提下统合道统,引起湖南理学群体的不满.道统成为他们和皇权周旋乃至抗衡的理论支点.对文化权力的担当,一直为湖南知识分子所继承,并运用于政治活动,进而影响近代湖南政治生态.
关键词：晚清；湖南理学群体；道统意识；批判精神
清道咸时期,理学出现复兴的局面,理学队伍阵容庞大,形成了多个地域性的理学群体,而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湖南理学群体,因为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集团.然而,学术界对湖南理学群体关注不多,或者将湖南理学群体纳入湘军集团,从满汉民族矛盾、 和地方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三个层面加以阐释,而忽视了其自身的特质.湖南理学群体重要成员刘蓉说：“吾辈读书先其大者,苟经子未明而惟史之是学,恐不独于平均天下之事有所不能,即淑身之道亦必有不尽者.”[1]22理学才是他们淑身和做事业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这一群体军政活动的关键所在.本文以文化学术为切入点,考察湖南理学群体的道统意识和批判精神,藉以揭示其文化观念和政治实践关系之一侧面.
一、“道”高于权势
湖南理学群体在形成之初,就已显露出不同于其他地域学术群体的特征.据湖北人陈秋门观察：“楚北人才不足和比方楚以南,有由然矣.南士游京师者,类能任事,务实行,以文章气节相高.人心习尚如此,欲无兴,得乎?”[2]266又据湖南人郭嵩焘观察,“京师局面,一循道光末年之风气,而相奖为无用.如刘霞仙、曾沅甫之为人,但以‘有脾气’三字了之.楚人至今日,实犯天下之公恶.”[3]771无论是“以文章气节相高”,还是“有脾气”,均是指湖南理学群体多是特立独行、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谔谔之士,而非随人俯仰的乡愿.他们重拾起古代儒家尊崇道统、以“道”为本的传统,显露出“重道轻势”的群体学术特征.
（一）“道”是最高的价值理想.湖南理学群体大多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故其心中的“道”是指孔孟程朱之道.他们将“道”置于一种神圣不可动摇的位置,将之视为人生价值取向的依据.在道和仕之间,很多人是 “不乐贬道以求仕进”[2]389.在整个湘军的官佐构成中,虽然有各种功名的士人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但大多数人出身于诸生、附生等低层功名.道光二十四年（1844）秋天,曾国荃写信告诉曾国藩准备跟随刘蓉读书,曾国藩在书信中表示“此意甚佳”,认为刘蓉“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则比等闲之秀才高矣.若学问愈进,身分愈高,则等闲之举人、进士又不足论矣”[4]99.在曾氏看来,“道高于势”“德尊于位”.所以,湖南理学群体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是“道”,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罗泽南断言：“所谓立志者,志为圣人而已矣.”[5]6-7刘蓉也说：“君子之求志也,不期立异于人世,亦不肯苟同于流俗,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凡所为兢兢焉,较义利于毫芒之际,争得失于方寸之间,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者,要以期依乎《中庸》,几于成德之域而止.”[6]38具体说来,就是以孔孟程朱为学习的榜样.他们将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实际上是为了摆脱政治权力的胁迫,能够决定自身的思想和行动.这是一个具有独立道德人格的学术群体.
（二）治统要符合道统.治统即帝王之统,是指政治统治的统系；道统即儒者之统,是指儒家思想的统系.清朝入关后,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尊为官方哲学,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李光地对康熙帝说：“臣又观道统之和治统,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等至我皇上等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和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7]2-3李光地“二统合一”的思想,“把本由儒者手中的圣学道统解释权拱手交给帝王,进一步加强了帝王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权力”[8]497.然而,对于将道视为最高价值理想的湖南理学士人而言,现实政治权力对他们的信仰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到底是坚持道的信仰,还是选择“以道事君”,屈从于政治权力呢?湖南先贤王夫之早就说过：“道者,学术事功之正者也.”[9]514“道”是学术和事功的依据.受其影响的湖南理学群体选择了“道”,他们的精神追求和学问宗旨,无论是总结政治教训,还是反思理学的学术弊端,都只是其“道”根本学术旨趣的表达而已.刘蓉和罗泽南讨论理学,罗氏回复说 “士人读圣贤书,不徒以之资口耳,实以之范身心.持守不固,涵养不深,虽日谈仁义,终是一场鹘突.古人之学,言和行合而为一者也,以平日之所言者励而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发而为言,故闻其言即已知其人也；今人之学,言和行分而为二者也,著为议论者居然圣学之矩矱,见诸行事者不免世俗之迷乱,问其言则是,问其人则非也.”[5]9罗、刘认为学者言行不可分离,和康熙帝的真假理学论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康熙帝主要从政治方面考虑,强调理学家对帝王尽忠.但罗、刘的用意是,士人的学行应首先符合儒家的理论原则,而非治統.
（三）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湖南理学群体在政治上对清王朝忠心耿耿,并且在后来的一系列军政活动中效尽犬马之劳以保住清王朝的江山社稷,但他们并不认为治统不可变.罗泽南说得非常明确：“人君能推己之欲以及人,则君也,不能推,直独夫而已.”[10]10残暴无道、众叛亲离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资格当君主.湖南理学群体对清政府的政治是多有不满的,从而思索清王朝命运.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十二年（1842）年之间,刘蓉著成《致某官书》.其对道光以降清王朝面临的局势,如吏治的腐败、国脉的衰微、内乱的兴起、列寇的觊觎,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揭露,并预言 “分崩离析之祸不可胜救”,“欲幸天下之久安而长治,岂可得哉”[1]7.同治六年（1867）六月,曾国藩对幕僚赵烈文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祼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沉默良久后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11]411他们已经强烈地预感到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败亡为时不远.
道统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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