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前红旗杂志与其主编》：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红旗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作为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在“”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大跃进”运动、中苏论战、“四清”运动等政治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鼓动者,而其中《红旗》的主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首任总编辑陈伯达并不主持刊物日常工作
陈伯达是《红旗》第一任总编辑,这是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倡议创办《红旗》时亲自指定的,后经八届五中全会通过,被正式确定了下来.陈作为《红旗》总编辑的职务虽然被确定下来了,但是他在任期间,“”前《红旗》的实际主持者却是邓力群、胡绳和范若愚[1]三位副总编辑,“”初期则由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负责.陈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我有几年没有直接管《红旗》了.《红旗》的工作实际由范若愚、胡绳他们管.本来,邓力群也是《红旗》的副总编辑,可后来对邓力群有意见,说邓力群的哥哥邓飞黄是国民党的委员,叫我不要用邓力群.我就让邓力群先到南方去锻炼一段时间.我不直接管《红旗》,重要的事他们还是和我打招呼.” [2]
担任过《红旗》编委的吴江也提到：“陈伯达虽是《红旗》总编辑,但他不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红旗》的日常工作由两位副总编辑（胡绳、邓力群）和几位编委轮流主持.从写国际反修文章开始,我和陈伯达的接触逐渐多起来.他主持写重要文章时,通常拉邓力群、范若愚和我参加.他给我的任务是‘可以不客气地挑毛病’,就是对他起草的文章可以随时提出意见,这大概是因为他发现我多少有些独立见解的缘故.范若愚的任务则是帮他查列宁语录,因此他每次总是随身携带他那套经他熟读过并在上面夹满标签的《列宁全集》；邓力群不善于属文,但他熟悉党的政策,而且有较强的记忆力,因此他主要参与讨论.这样,无形中形成了‘四驾马车’.”他称：“邓力群兼《红旗》秘书长职务,陈伯达把包括人事在内的《红旗》日常事务都交給他.胡绳则代替陈伯达管理杂志版面.”[3]另外,吴江在回忆他同的一次谈话时曾指出：“胡问：《红旗》杂志还有哪些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较高的人?我只说出胡绳一个人的名字,我说胡绳的特点是广闻博识,思维缜密,笔头稳健,尤其有史学底子,《红旗》的重要文章、社论除少数由陈伯达裁定外主要裁决权在胡绳,尤其是关于学术方面的.胡绳不管人事,但待人较宽厚,因此颇有口碑.” [4]而在《红旗》文艺组工作过的牧惠也称,在1961年他调入《红旗》时,邓力群“是常委副总编,实际上是他在那里负责,他是实际主持工作的,但是陈伯达挂名”,“当时是陈伯达、邓力群、胡绳这些人主持《红旗》”,邓力群排第二,胡绳在邓后面.[5]
邓力群、胡绳、范若愚各展所长
在《红旗》杂志社,邓力群“分管经济方面的理论文章”, [6]同马洪、梅行以“许辛学”为笔名合作撰写了大量的经济评论文章.[7]1960年《选集》第四卷出版,《红旗》在邓力群的主持下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宣传,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和阐释文章,如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红旗》1960年第19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为“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红旗》1960年第20、21合期）；邓力群、吴江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读“选集”第四卷》（《红旗》1960年第20、21合期）；闻师润的《科学的论断和预见——学习“选集”第四卷关于国际问题的论点》（《红旗》1960年第22期）和《集中力量,各个解决》（《红旗》1960年第24期）；肖述、杨甫的《党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保证》（《红旗》1960年第22期）；任会波的《反动派的本性决不会改变》（《红旗》1960年第23期）等,为宣传和解释思想,树立思想的理论正统地位和国际意义作出了贡献.
关于邓力群,吴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邓力群为人有一定胆识,做事也敢承担责任.他颇重权势.对上显恭顺,即对上层领导人谨慎谦和；对下则高傲轻慢,时露霸气乃至杀气.其用人学曹操：凡从我者不管你是什么样人,要高官给高官,要教授给教授,而且常能说到做到；不从我者必要时也敢于‘修理’你.邓力群50年代在新疆区党委工作,任宣传部长.中国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尤其是西藏和新疆两地,处理好民族关系十分重要,历史上从来如此.所以开国初期十分重视西北地区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50年代新疆区党委在土改问题上犯严重错误,不听指挥,擅自采取极‘左’行动,乱捕乱杀,造成民族危机.对此大为震怒,他认定,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是一个粗人（军人）,乱局的策划者主要是当时任区党委宣传部长的邓力群.因此,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两次严令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开除邓力群党籍,措辞十分严厉,甚至称之为‘异己分子’.当时习仲勋对此事作了冷处理,暂时将邓力群降职,安排在工作.从此不再理睬邓,但仍念念不忘其人.邓在工作期间颇受刘少奇的赏识,可谓失之于毛,得之于刘,然而因此也就为他自己留下了祸根.创办《红旗》时,陈伯达把他调到《红旗》,算是重新又起用了.但是为时不久,当‘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又向陈伯达询问邓力群这个人,陈伯达领会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将发动时匆忙将邓力群调离《红旗》下放桂林的原因.” [8]
对于邓力群调离《红旗》的详细过程,吴江说道：“1965年下半年,参加‘四清’的人员陆续返回机关,准备照常工作.这时开始发生一点‘异动’.陈伯达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对邓力群表示很不满意,说：‘《红旗》是秘书长,我无权过问.’我虽然与邓力群有隔阂,但这次却为邓说了话：‘这不是你安排的吗?怎么又怪起别人来了?’陈同样以不满的神情看了我一眼,不再吭声,悻悻离去.隔不多久,大约在1965年年底,突然宣布邓力群调动工作,到广西任桂林地委副书记职,同时调党校副校长范若愚到《红旗》任副总编辑,代替邓力群.邓力群为此几次找陈伯达和康生,但他们都回避不见.事后我在陈伯达口中才知道,他在起草《二十三条》时,突然向陈伯达问起邓力群来,说：‘邓力群现在何处?干什么?’还提起邓力群的在国民党中任要职的兄长的名字.又冲着陈伯达说：‘那次我读书（按：指1960年初组织几个人共同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你拉他来做记录的吧?’陈伯达闻言大惊失色,支吾其词.回来赶紧与康生商量,打发邓力群走路（陈伯达突然散布邓力群搞‘秘书长’,就是由此而来）.” [9]
红旗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前红旗杂志与其主编为大学硕士与本科红旗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红旗方面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