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科斯定律和国有企业引领强制性制度变迁》：这篇科斯定律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理论界曾呼吁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不仅要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也要将经营性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然而回顾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私有制范式下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也是在不断“避短”中前行,非“避短”性的改革会将任何事物推向危险.文章从私有化产权理论与实践入手,重新辨析了科斯定律,并基于此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定位和不可替代性等问题.研究发现,与传统科斯定律不同,交易费用的降低并不是企业的终结,反而会约束企业降低管理費用以保持规模优势,与此同时,诱致性创新或制度变迁的不足也要求企业具有垄断优势从而回收正外部性.为保持交易费用降低引致管理费用降低的相互促进态势,避免企业对价格的操控,有必要引入代表更广泛利益群体的国有企业参与定价竞争,以解决垄断价格诱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强制性价格规制行为造成的价格扭曲等问题.
关键词：科斯定律；制度变迁；国有企业
一、 引言
国有经济进退的理论争议持续已久,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未有定论.然而在国外,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转型国家中极力推行私有化.在国内也得到了大量经济学者的支持.在此背景下,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主线被确定为“把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等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引领力”,采用分类型多方式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等方法,推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在*精神明确的情况下,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探寻国有企业的定位、重要意义以及难以替代的理论基础.本文从私有化产权理论与实践入手,探寻国有企业的定位和难以替代性等问题,作为发展壮大国有企业而非简单私有化的理论基础.
二、 西化思维范式内的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和主要体现形式,国有企业为弥补市场失灵,替代由于规模经济催生的自然垄断行业的私人垄断,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目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纵观美、英、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强国的国有经济变迁,国有企业都体现了重要的角色（李俊江等,2010；胡岳岷,2005；邱力生,1998；潘华实,1999）.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更大的“私有化”浪潮,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民营经济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李华,2001）,但是总地来说,国有企业的存在不分国界和社会制度,国有企业的发展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执政者和意识形态左右着.从20世纪初全球经济危机到二战经济复苏再到21世纪初的次贷危机,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情况下,国有经济都是不可或缺的,体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学者普遍认为,在公有制产权下,由于权利的行使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完成,作为权力的实际使用者,存在激励约束不当等一系列问题,国家要对这些权力的实际使用者进行充分监察的费用又极其高昂,再加上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往往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离利润最大化动机,所有公有制企业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难以避免,与此同时,在私有制产权情况下,所有者与决策者是同一主体,在做出企业决策时,统一的所有者和决策者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价值最大化的方式,以此为依据做出资源配置决策和安排,必然产生符合利益最大化的高绩效；并且公有制产权和国有企业产生的低效可能还不止于此,根据普遍认同的经验,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会导致市场秩序的紊乱,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有企业的厌恶不只来自于激励不足和效率低下等经济学视角,更来自于与公有制企业相伴随的对公有制和*自由的担忧的社会学视角（哈耶克,1997）.但是不论如何,国有企业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规模效应和企业的不断扩大,委托*等两权分离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对于与公有制企业相伴随的对公有制和*自由的担忧可能大于对公有制产权和国有企业激励不足和效率低下的担忧.借鉴各国企业发展经验,国有企业的激励不足和效率低下正是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Ernst Ulrich van Weizsacker、Oran R. Young等（2006）指出,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虽然私有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消极的结果.私有化过程也有彻底失败的例子,成败参半的案例也广泛存在.在一些私有化改革案例中,收益远低于成本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垄断被私人垄断所取代,而私人垄断甚至在消费者管理方面远不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进行等有时私营垄断者采用不合理的价格却得以实现并延续等竞争不充分的私人垄断和“摘樱桃”现象竟然被保护,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等在放松管制的背景下私有制会为公司从事各种欺诈性做法创造条件等私有化有也确实隐含着更高代价的竞争,并且与理论相悖,在德国私人家庭强制性火灾保险案例中,竞争竟然给消费者带来了更高的价格等虽然在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画一条显著的界限可以使经济理论看似更加科学,并且经济分析更加容易,但是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公有制同样危险.经济学理论界面临哪怕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非此即彼,在现实实践中,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给予明显具有偏好的评价也是有待商榷的,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私有制的私营企业在控股决策和融资模式方面具有同样多的选择.这在经济发展史上有迹可循,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1799年成立的俄美毛皮公司都是极其成功的高效国有企业的代表.案例的存在也符合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海洋法系评判标准.并且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仅仅是提高效率的手段,私有制并不是消灭公有制的借口.Ernst Ulrich van Weizsacker、Oran R. Young等人主张对私有化的局限有一个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认识,而不应该无条件的拥护私有制并且无条件的否定公有制.在中国多种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私有化的引入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而非彻底否定公有制和国有企业.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也更加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发展壮大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融入市场竞争环境,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只是手段,用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作为目的去排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存在的结果是本末倒置,与此同时需要明确,用市场化不足批评不公平的竞争是合理的,然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要对多种所有制和市场化提供制度保护,过程保障重于结果导向.并且在批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引致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的论述中,也会过分的夸大了机会成本,脱离实际状况去追求理想中完美市场,不如务实地做好改革的任务,这也是正确理解私有制,科学系统的把握市场化的前提.
科斯定律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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