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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编辑部惠赠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2013年第6期《*》,感慨系之.
2005年我退休后,对墨文化产生了兴趣,适逢读到《*》第11期上的《乾隆御墨》,同期还有《故宫藏大富千万紫砂壶品鉴》,该文对“大富千万”的释读进行了考证,对有关的人与事进行钩沉,文物研究的意味很浓,可读性很强.读了《乾隆御墨》后,感到错别字不少.受到《品鉴》启示,作了认真查对,写了《〈乾隆御墨〉一文的文字差错》一文,被编辑部采用,刊于2010年第5期.2011年第2期又刊登了我写的《“胡然而成函三宝”辨》.
两篇短文能够刊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启示,从此开始了徽墨历史的问学之路.更广泛地阅读资料,对疑惑、含混、不一致之处加以分类,分析原因,寻求解决办法.经过三四年寻寻觅觅,对明清制墨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体会,开始向相关刊物投稿.
2011年初,《明徽州著名画家吴廷羽左干事略》试投《徽州社会科学》成功,刊于5月号；8月号又刊登了我的《〈笔墨〉〈墨卷〉漫评》；《文人自制墨的局限性与对策》也刊于2012年8月号.
《紫禁城》2011年5月号上的一篇文章,又一次重复不甚准确的曹素功的名字号.为纠正之,我写成《曹素功名字号小考》,作为读者意见致《紫禁城》.想不到很快被刊于7月号.《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刊物,能在上面刊登只言片语,也有几分荣幸.
当从网上做到知《徽州文博》2011年创刊后,遂草拟一信,对几篇徽墨研究文章提出若干小意见.很快收到编辑部回信,称“指谬实确”,命“赐稿”.随即寄上《明清徽州制墨名家名字号丛论》,刊于第1期.并附编者按,溢美“力作”,“竟让人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感叹”.备受鼓舞之余,又奉上《试论古墨正背面的判断与图示──读明代三大墨谱札记》《两岸故宫藏四墨评析及其他》,刊于第二、四期.
杨廉夫是元明文化史上的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杨廉夫的名讳,长期以来有维桢、维祯两说.是“祯”还是“桢”?见仁见智.于是对明清制墨家的名字作了一番探讨后,我对古人名字的规律有了一定认识,略微敏感,于是有了《杨廉夫名讳维桢考》.此文与徽文化没有直接关系,但《徽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破例刊登了此文.
《中国安徽文房四宝》,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综论文房四宝尤其古墨的著作.关于墨的一章为穆孝天先生执笔.由于种种原因,书中难免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甚至失误.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新世纪之初所出版的许多有关古墨乃至文房四宝的书刊,不论是否注明,可知对某些人和事的叙述引用了此书的说法.为了更好地发扬此书应该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可商榷的地方乃至失误作一番探讨、补正,遂为此写了《读〈中国安徽文房四宝·徽墨〉札记》,试投《安徽文博》后被采用,刊于《安徽文博》2012年辑.
2012年5月,见到苏州博物馆最新编辑出版的《文房雅玩》一书,后就其中一锭墨的鉴赏问题写成《吴鸿渐漱金双盘龙纹墨赏析》,零星意见拟就《苏州博物馆藏墨鉴赏补说》.两文同致苏州博物馆,旋即收到回信：“《补说》一文如醍醐灌顶”；“《赏析》已被《苏州文博论丛》录用”.《赏析》已经刊于《苏州文博论丛》2012年辑.
截至2012年底,已发表论文9篇.
因为共同的兴趣,结识了沪上著名古墨*家王毅先生.我们不时会晤,交流信息,讨论问题,逐渐达成合作意向,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对一些课题展开研究.《徽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上的《古墨文献论述墨香、用麝、玄德的概况与启示》,是我们的第一个合作成果.
《*》准备组织“古代文玩专题”时,水清先生与我联系,理当全力以赴.奉上的《两锭故宫藏墨品赏》刊发在《*》2013年第6期.两年前的“编读飞鸿”,使我成了《*》的“特约作者”,感到非常荣幸,更感到压力重重.唯有谨慎勤勉,不矜不弃. 责编 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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