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叩问隐秘而伟大中国外交》：本论文主要论述了伟大中国外交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2015年11月,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的新著《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正式出版,这标志着继《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和《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之后,其“创造性介入三部曲”创作的全部完成.以“创造性介入”作为核心概念和理念,三部著作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在逻辑上,三者存在着层进关系,即先从“创造性介入”外交“是什么”开始,到“为什么”,再到“怎么样”,它们共同构成王逸舟教授关于崛起过程中中国外交“向何处去”的完整思考.《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是作者在理论上首次提出并阐发“创造性介入”外交的内涵,具有对其进行学术定位的性质；《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乃是作者进一步从功能上说明“创造性介入”外交之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性；新著《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则是作者强调“创造性介入”对于中国外交转型的方法论意义,突出内在改革创新的路径及可操作性.在此,仅就作者新著带给笔者的些许思考,作以陈述和分享.
第一,关于基本问题的重新审视.关于中国外交,有些问题十分“基本且重要”,但却不太容易予以解答,因为它们又很“高级且复杂”.作为一部前沿性学术著作,《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将读者重新带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之中.其中至少包括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再次追问：第一,外交是什么?第二,外交部是做什么的?第三,中国外交队伍是如何构成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事业亟待起航之时,这三个基本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极其重视且反复思量的大问题,当六十多年后中国的崛起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之际,又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中国决策层在新时期遭遇的老问题.一般地讲,外交在类别上已存在“传统外交”和“新外交”的区分,外交部在功用上也有了“大国小外交”和“小国大外交”的差别,中国外交队伍在构成上还出现了“翻译外交”和“非翻译外交”的结构性变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导人迫切地需要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审慎的再思考,迫切地需要再对中国外交进行战略性的顶层设计,迫切地需要以全球外交为方向,积极推进中国外交的转型.
第二,外交工作改革创新的本质.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 指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之后,国内学术界积极跟进,开展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也可以归入这一类研究之中,因为该书所探讨的“外交转型”,其要义即为中国外交的改革创新.新著中关于“中国外交的社会基础”的专门论述,既指出了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暨实现外交转型需要具备一定的民意基础,也明确了这一努力的应有方向,即“外交的社会化”.对中国而言,“外交的社会化”是政府和公民社会关系的重塑过程,也是外交公开化、大众化和 化的必经过程,还是 向地方及精英向大众放权、让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的隐秘性、神圣性和政治性等“高大上”的传统属性都将面临挑战,这势必要求既得利益群体和改革力量达成妥协,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通力合作,而这种妥协和合作并不仅仅体现为利益共享和权力让渡,更首当其冲地表现在思想合拍和能力匹配上.就此意义而言,推进中国外交改革创新暨外交转型的本质在于相关利益、权力、意识和能力的重新调配和布局.
第三,外交投入和其需求的平衡.《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一书关于“外交投入的分析”,可以说是该书的一大亮点.在书中,作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在对外交支出进行类型化分析之外,深入剖析了中国外交在经费投入、人员投入、资源投入等方面的低水平.尤其是在“海外中国”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公民亟需境外保护的新时期,外交上的低投入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领事保护工作的低效能.这一独到的分析开辟了国内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也将推动外交研究新领域即“外交投入”的出现.中国加大外交投入或是有理有据的,那么,判断中国外交需求的依据是什么?中国外交投入的限度（底线和极限）在哪里?中国应该如何平衡外交投入和外交需求?王逸舟教授关于“变迁中的世界政治”、“外交转型的政治前提”等内容的论述,总的看来,也是关于中国外交需求或日动力的阐述,但基本上是一种关于外在“客观需求”,而非中国自身（包括领导人和外交部门）对于外交转型意愿和能力的“主观需求”的宏观纵论.在未曾意识到强烈的外交需求以及缺乏内在动力的情形下,中国外交投入低、效果不彰似乎就不难以理解了.
第四,内政和外交关系的再统筹.在全球化时代,一国内政和外交的界限日益模糊.有的大国的内部事务本身即是国际事件,如美国本土于2001年遭遇的恐怖袭击拉开了全球反恐战争的序幕,国际反恐合作也因此得到加强；也有的国际性议题亦是一国内政的组成部分,如打击跨国贩毒网络既是金三角地区的内部问题,也乃其他大多数现代国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对此,在参和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随着和外部世界关系的愈加密切,中国的相关体会也愈益深刻、复杂且微妙.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问,以“推动世界革命”为目标,中国的内政服从于不甚紧要乃至不必要的外交需要,如国内“勒紧裤腰带”地无私援助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为国内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定位,外交服务于内政逐渐具有了某种历史惯性. 十八大以来,官方的相关表述出现了一些调整. 指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也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果说《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着眼于国际大局,论证应开展“创造性介入”外交,那么王逸舟教授的新著则基于国内大局,强调中国从其社会转型迈向外交转型.作为新兴的全球大国,中国必须抛开历史包袱,在主权弱化的大趋势下,以强政府的姿态对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加以再统筹,使之一体化、一盘棋,互联互动、互助互益.
第五,外交模式的固化和转型突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许多学者投入关于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之中.尽管各自“冠名”不尽一致,但他们基本认同,以改革开放为界,中国外交经历过几次重大转型,即大致从革命外交到发展外交,再到大国外交（全球外交）.这一划分是基于大时段、简而化之的,它既回答了关于中国外交的变动性的问题,也引出了关于它的延续性的问题.正如不能人为地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以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对动态的中国外交转型的研究同样不能忽视对静态的中国外交传统的认知.只有充分了解中国外交的现状和问题,才能弄清其转型的方向和途径.这里便涉及一个可能较少为人关注的问题,即是否存在和广受瞩目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相类似的外交模式,中国外交模式化了吗?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中国固有特色在特定领域内的一脉相承和和众不同.当前官方话语中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似和之相近.进言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结伴而不结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非零和思维、正确的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否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外交模式?如若中国外交业已存在一定程度的模式化或强烈的政策趋向,其走向全球外交的制度化转型必然困难重重.要实现中国外交转型目标的既定目标,至少必须找到可行的“突破口”.如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支持国内社会组织在沿线国家的教育、扶贫、公益等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以此推动中国外交的社会化.
总的看来,“创造性介入”外交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是一个创新性学术概念,也是一个大胆的政策主张.王逸舟教授的这部新著既有对三部曲中前两部观点的整合、提炼,也有对之前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它深化了读者对“创造性介入”之于中国外交战略、策略和行为等不同层面含义的认识和理解,而其中提出的很多看法值得继续去证实或证伪.例如,中国外交如何突破传统主权原则而在特定领域尝试实行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转型的最大阻力和动力分别来自何处?如何认识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博弈?中国外交投入加大或减少的参照物是什么?中国在吉布提建设保障设施是否为践行“创造性介入外交”的预备动作?
提出新的概念并有条理地论述尚且不易,而将其落到实处、指导实践则更是各种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学术界之外,希望“创造性介入”三部曲能够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和争辩,而非限于一个或一些学者曲高和寡的“独角戏”.无论21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隐秘而伟大”的中国外交已确确实实地到了淡化政治性、增强社会性,突破小众、吸纳大众的时候.惟其如此,中国外交方能以其强大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抵御不可预期的风险挑战,方能避免在崛起过程中犯下任何不可逆转的颠覆性错误,方能助力中国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国.
伟大中国外交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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