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悠远记忆（三）》：本文关于悠远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
每每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身上背的沉重的书包,我都为我小时候轻松的童年生活感到慶幸.下面我回忆起的部分课余活动,跟现在的孩子们说起来有点像是讲故事.其实这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真事.
那时候,只要在课堂上认真听讲,下午在学习小组里做完作业,剩下的时间就是孩子们自由支配的时间了,用不着考虑什么升学问题、报考特长班之类的额外负担.
下午第二节课以前,同学们不能到学校的操场上玩耍,因为会有班级在上体育课,第三四节课,我们就常常到操场上玩“侦探逮贼”.在我们小孩子看来,学校的操场好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操场边紧贴着后围墙,有一座小庙,听章玉芹校长说,在日占时期,那里供奉着日本天皇的御照,每一个教职员工上班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小庙里给天皇的御照鞠躬.现在这座小庙是存放体育器械的库房.
从四级开始,我们有了劳动课,全班同学被分为好几个“工厂”做工,我被分配到“地毯厂”,其实就是在一区中心的宁夏路分校的大教室里搭上了两个“砍毯”的架子,就叫作“地毯厂”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手工织地毯叫“砍毯”,大概是其中有一道工序,是需要用一种被我们称为“大脚丫子”的工具把每一道纬线上的线头砸实着的缘故.教我们织地毯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姓贾,个子很矮,人很朴实精干,听口音是河北省人,我们都叫贾师傅.
其他同学有分配到电镀厂的,有分配喷漆厂的,有分配木工组的,女生们大多进了缝纫厂和学校食堂.我很羡慕分配到电镀厂的同学,看他们穿戴很“神气”,大沿工作帽,胶皮手套,一身大人穿的厚橡胶雨衣雨库套在身上很不合身,胸前还围着围裙,他们用很大的金属筐子,把需要电镀的部件在各种溶液里晃一晃,锈迹斑斑的部件就变成发着金属光泽的颜色了.羡慕他们的原因还有一条,就是在电镀厂劳动能有营养补助,因为那是“有毒作业”,进入“厂子里”,就能闻到一股硫酸挥发出来的气味,虽然不很浓重,可我能把这个气味一直记忆到现在.
当时我就注意到被安排到电镀厂劳动的学生是一些生活相对困难的同学,我记得有王得林、唐郁清,王得林家住在接近南京路（后来叫胜利路）路口的万全道一个大杂院里,一家子五六口人挤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只有一个门旁边朝向西北的窗子,光线十分昏暗,大杂院有28户低收入住户,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一年旧历年（春节）大杂院大门口贴了一幅大对联,我记得其中的上联有“二十八户居民如何如何等”的文字,大杂院的对过是天津市搪瓷厂,我们曾经去参观过,这条路也是我去杨老师家的必由之路,所以那幅写得十分得体的楷书对联就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而唐郁清的情况则是由于他跟他的继母在一起生活,生活上不很愉快,经常跟同学和老师说起他的后妈的“怪脾气”,动不动就罚他饿饭,这让杨老师动了恻隐之心.
直到后来因为“节粮度荒”的缘故撤销劳动课,我一直在地毯厂劳动,没有更换过“工种”.贾师傅是个很“计较”的手艺人,对毯子的质量要求一丝不苟,有一次贾师傅就因为我的擅自操作对我发了脾气.我们这一组劳动学生织的是一块绿色的地毯,面积很大,立起来有房顶那么高,由深浅两种绿色毛线织成.每次当我们织完“一纬线”后,都是由贾师傅用大羊毛剪子掉长出来的线头,把地毯加工得平整,我看到羊毛末梢被剪去很心疼,就把毛线留得非常短,没想到贾师傅来整形时,质问我为什么留得这么短,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他没有再说什么就动手把这一条纬线上我刚刚织完的毛线统统拆下,我站在一旁呆呆地看着,心里十分难受,想节省点毛线却反而浪费了更多.
星期天有时学校也组织自愿参加的社会公益活动.同学们愿意参加就报名参加,不参加也没有关系.我印象最深的活动是上街宣传不随地吐痰.学校发给我们同学每人一打小纸条,大小和后来的粮票差不多,上面印着“请您不要随地吐痰”.我们每三四个同学一组,在公交汽车站旁一字排开,口中齐声朗读背诵好的宣传词：“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随地吐痰是不文明的坏习惯,有痰吐在痰盂里废纸里等”
我们在那里大声宣读,附近就不会有人随地吐痰了,偶尔看到远处有人随地吐痰,我们就快步跑过去先向他或她敬一个队礼,然后就递给他一张纸条.一般时候对方会羞愧地表示以后改正后匆匆离去,我们再用预备好的废纸把痰迹擦掉.经常是那个随地吐痰的人会跑回来自己擦掉.这个活动对别人有多大影响我不知道,却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从那时起我一直按照我们当初宣传的那样做,60多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犯过这个“规矩”.现在每当我看到有人旁若无人地随地吐痰,我都会在心里产生“今不如昔”的感叹,和60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社会文明的风气显然是很差劲,我认为中国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中期,那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还真不是瞎说的,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粮店这些机构的人跟居民就像好邻里关系一样,处处为居民着想,治安情况也特别让人放心,七八岁的小孩子自己上学下学,走远路甚至走夜路都不是什么稀罕事,那时人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害怕碰到什么倒霉事情.
经常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的同学,会有机会获得学校的意外奖励,其中一次的奖励就是观看苏联大马戏团的演出.学校得到了上面发下来的赠券,是苏联的马戏团在天津人民体育馆演出的入场券.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天上飘着雪花,我们一行人大约有一百多人排着队,有秩序地步行到现在的天津市人民体育馆,那时就感觉路好远好远,走了好长的时间.演出的节目有耍狗熊、训虎、杂技、马术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小丑演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在观众席上,专门给小观众们带来惊喜,他用魔术的方法变出小糖果、小玩具、苏联的风景照片等等,然后就送给他身边的小朋友.这次活动让我对苏联和苏联人产生了极好的印象,很羡慕苏联人的幸福生活.后来上中学时,一听到可以和苏联小朋友通信,我马上就结识了一个叫“达尼亚”的小姑娘,这是后话.
从四年级开始,我们小学生也加入了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政治活动.1957年,我参加了对 “大 ”黄心平进行批判的大会.黄心平当时是女七中（现在的南开女中）的语文老师,我记得我写的批判稿有这样的内容：“大 黄心平妄想摘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这是痴心妄想等”黄心平说了什么样的话,受到这样的对待呢?他在上语文课时有这样的言论不知道被什么人报告上去了：“少先队是从苏联引进的少年儿童组织,其实中国有自己的少儿组织,那就是儿童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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