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国民政府第一次迁都》: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国民政府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等实职,只担任国民党 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和国民党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闲赋在老家——浙江奉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国民党内部,无论是老资格的胡汉民、汪精卫,还是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为解决危机,应对时局,他们或致电 ,或亲自前往奉化,敦促 重返南京,主持大政.
在各方的敦促下, 于1932年1月21日偕夫人宋美龄回到南京,并表示“将一本良心道义上之责任,为公义私交而尽力,以赞助政府,共纾国难”.
左右抗战方略
1932年1月28日晚上11点30分,蓄意制造事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不顾中国当局已完全接受其无理要求的事实,分三路进攻闸北,遭到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也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
事变发生时,距离 重返南京,仅一个星期时间.
上海是 的发迹之地,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是當时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商业中心,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地区,而且和首都南京近在咫尺.事变爆发后,执政的国民党 政府当即意识到:日军“攻上海即系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和威胁”.和此同时,国民政府也明确意识到:日本在上海挑起战争,其侵略的范围并不只限于上海一隅,而是有进一步侵犯我国东南富庶地区的可能,其侵略的 已超出了国民政府容忍的最大限度.因此,国民政府表现出和九一八事变后截然不同的态度.
1月29日,当 得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的消息后,一方面为“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又冲突也”感到不解;另一方面又明确意识到“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和之决一死战而已”;同时也对日后长期的抗日方略有所考虑——“决心迁移政府,和倭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除此之外, 还手定了“对日交涉原则”“京沪防御和政军部署”“和敌决战”等方面的应对策略,作为国民政府在此复杂、纷乱、重要关头的施政方针.
所定的“对日交涉原则”是: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其交涉的程度,则规定:“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和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和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和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和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和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
在“京沪防御和政军部署”中, 明确规定:“一、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二、前警备军全力守南京;三、各部迁往河南人员之行动,归何部长(何应钦)规定;四、军事委员除何敬之、陈真如之外,其余定午后五时过江,由海军部备船;五、何部长留守南京,所有政府党政军留守机关人员,概归何部长指挥;六、宋副院长(宋子文)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部长指挥.”
和此同时, 还分别致电各将领,将一·二八事变的真相告之,并表示其“和敌决战”的决心.在命何应钦、朱培德致蒋光鼐、蔡廷楷的慰问电中,有“我军此时固宜避免冲突.惟若日人恃强相欺,无理侵犯,应即不惜任何牺牲,竭力抵抗,以尽守土卫国之天责”的指示;在致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电文中,有“我军决和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的部署.
可以看出,一·二八事变爆发时的 ,虽是在野之身,但所有对日大政方针,都由他主宰和制定.这时的 ,实际上已成了掌握国民政府和国民党 大政方针的第一人,左右着整个局势的变化和发展.
其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也是由 一手促成.
党政军要员纷纷北上
在 的主导和影响下,1932年1月29日下午4点,国民党 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并通过其组织大纲,推选 、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为委员,汪精卫、朱培德、何应钦、陈绍宽、唐生智、陈调元为当然委员,并由 、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任常务委员,全面负责筹划、指挥国防的有关事宜;一方面经过讨论,决定“实施昨日所确定外交方针之积极抵抗者,先迁移政府于洛阳,免受炮舰之威胁,和之决战,并为长期抗战之策”.
国民政府既已决定迁都洛阳,首都南京又将如何守卫呢?
1月30日上午, 命令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的名义,委任谷正伦兼任南京警备司令,贺国光为副司令兼参谋长,指挥所有第87师、第88师以及军官学校附属部队,南京附近的航空、宪兵、 、要塞等部队,并令当日成立,次日就职;命令军事委员会暂留南京,朱培德、林蔚负责*一切,而指挥前线部队作战之大权,则交何应钦、朱培德共同负责,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也留在南京,协助*.
安排好南京的守卫后, 认为“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应先以居于安全之地”,于是商请林森、汪精卫等先行迁往洛阳.不过,无论是林森,或是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都面有难色,不愿先行. “乃再以诚意和利害婉劝之,至午后一时,林汪始渡江而行”.
随后, 又请冯玉祥、朱培德、叶楚伧等北迁,并嘱托何应钦、陈铭枢、顾祝同等留守南京人员,要“各尽职责,努力奋勉,勿使所分配任务,少有疏懈”.在安排好这一切后, 夫妇于下午2点30分渡过长江,再乘车到达浦口,备车等待林森、汪精卫等.
当天晚上8点,载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及国民政府直属各机关及各部会官员张继、冯玉祥、李烈钧、李济琛、朱培德、叶楚伧等1000余人的专列,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缓缓驶离南京北岸的浦口车站,沿津浦铁路北上洛阳,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国家都城自南向北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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