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元代中期京师诗学活动对于元诗诗风熔炼理论意义》：本论文为您写京师诗学活动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内容摘 要：元代中期京师大都的诗学活动对于改变宋金余习、熔炼元代自身诗学品格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履职京师的馆阁文人和一些游处此间的乡邦诗人都融汇到元诗发展的历程之中,其诗学主张对于阐释元诗自身品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元诗 京师 诗学活动
元代中期,京师大都人才荟萃.在职事余暇,他们往往展开各种规格的诗学活动,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在元代前期诗学发展的基础上,将宋末金季的诗风熔炼整合为具有元代大一统品格的时代风貌,也在诗学领域充分展示了民族融合的硕果,使得元诗以其自身磊落豪壮、真率慷慨的基本特色定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而这一诗学进程的实现,和元代中期诗坛中一些核心诗人的诗学活动有巨大关系,同时也和游处于京师的乡邦或方外诗人有着重要关联.正是这些诗人的共同作用,才使得当时京师诗风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涵毓甄陶出有元一代自身的诗学格调.
在东南士人大批人都之前,北方文人在京师曾起到很大作用.卢挚、刘秉忠、许衡、王恽等人的诗风都豪放磊落,气格不凡,其中卢挚是转变北方金末余习的关键人物.苏天舜《书吴子高诗稿后》云：“国朝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习,率皆笨豪衰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苏天舜以“笨豪衰茶”来标目金宋余习,大要认为金末诗“笨豪”,宋季诗“衰茶”.这两种风格,和大一统的时代精神不相匹配.卢挚以“清新飘逸”来改变前代余风,拉开了元代熔铸自身诗风的诗学序幕.赵孟烦等人则可视为东南诗人融入京师之导夫先路者.赵孟頫、袁桷、虞集等东南才俊人北以后,和北方文人在大都交流融洩,互相砥砺,在交流中相互影响,为在新的历史机遇中融合南北诗风创造了条件,也做出了表率.此前各地文人在京师所起到的作用实际是一种发酵和酝酿作用.当大家云集于京师,便会形成诗学的主导力量,文学融合由量变而质变的过程也就得以完成了.
元诗四家关于京师诗学活动的有关记述
元诗四家以其高迈不凡的诗学素养和创作水平,在京师诗风熔炼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也是元代中期京师诗学活动的核心人物.
虞集《国子监后圃赏梨花乐府序》中记载了他们公事之暇,在国子监后圃因观赏梨花而举办的诗酒之会.其时尚未恢复科举,大规模的诗人聚会还不频繁.但不久,四大家中其他诗人来到京师,加之科举恢复,各地人才齐聚,一时彬彬之盛,蔚为壮观,预示着京师诗坛繁盛局面的出现.至于他所说的“师友僚佐乃得以讲诵之暇从容咏歌,庶几乎乐而不淫者,亦成均之义也”,则是太平时期诗人在人文荟萃之所进行群体性文学活动的心理依据.正是这种舂容迂徐的馆阁生活,使他们富有余暇去以文会友,陶写情志,在交流 构当时诗文之时代品格和风貌.虞集是元代中期京师诗坛的精神核心,他在此篇序文中反映出的这种心态是此际京师士人心理的普遍性反映.
元诗四家集于京师后,诗学和诗风的熔炼整合便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四家中之杨载对开启元诗格调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之杨载《杨仲宏集》的提要云：“史称其文章一以气为主,而于诗尤有法度.自其诗出,一洗宋季之陋.”镬杨载诗实师法江西,其由宋人理路人手,而无宋季习气.这源于他才高气盛,加之以熔化锻炼之功,成雅赡工丽之格.使他由宋诗人由宋诗出,终于形成自己之风格.其实,元代诗学自身品格本不完全排斥宋人格调,所排斥的实是宋末纤弱佻巧之习气而已.毕竟在大一统的时代,末日王朝之气象是不能和元代中期之国势相匹配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一则诗学故事颇有意味：“虞伯生先生集、杨仲宏先生载同在京日,杨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诗.虞先生载酒请问作诗之法,杨先生酒既酣,尽为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杨载由宋诗人,故于宋人诗学中规矩法度之学颇为谙熟.虞集宗唐,恰于规矩法度之学少了一些领悟和计较.杨载以之授于虞集,使其“超悟其理”.其实正是帮助虞集综合唐宋诗学,两者得以相得益彰.这恰恰说明了虞集为核心代表的元诗品格实际上也含有宋人诗学的努力和智慧.
范椁为《杨仲弘集》所作之序既反映了他和杨载间的诗学交流和莫逆于心的彼此情谊,也反映出在其作该序之致和元年（1328）时京师诗坛的一些景况.该序中提到范梈和杨载皇庆初年（1312、1313年左右）同任史职时,在公事之余,相和甚深.在交往之中,应含有颇多在诗学理论方面相互切磋交流的具体内容.此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范柠提到“而治平盛大之音称者绝少于斯际也”,说明在杨载故去之时,所谓“治平盛大之音”尚未真正出现,而杨载本可于此际大有作为,却已离世.由此可知,在奎章阁文人群体展开活动之前,虽则京师文人的创作力量已然形成,也已开始了南北文风的交融进程,但仍缺乏勃发契机.及至文宗御极,首重文艺,开设奎章阁学士院以聚集创作人才,并提供了更为深密的交流融通机会之时,可以代表元诗品格的所谓“治平盛大之音”才能蓬勃而出,使元代早期开始的诗风交流终于熔炼出大一统的诗学风貌.而诸如卢挚、赵孟頫、袁桷以及杨载等人,都在这一历程中起着重要的铺垫作用,是元诗新风貌养成和出现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诗学节点.
揭侯斯在京师的文学活动也很活跃,其《和酬马伯庸供奉史馆闲题见示二首》即作于他和马祖常间的文学交往之中.马祖常出仕前游历颇广,所蓄诗材宏富,养成了他疏放开朗的诗学胸襟.他人仕后,和虞集、袁桷、萨都刺等人多有唱和,也是京师诗坛活跃的人物.他在和京师其他诗人的交往过程中,其宽广的视野和宏阔的胸怀会产生相应的诗学作用.这种少数民族诗人特有的豪放爽利性格和阔大宏放诗风会融人到京师诗坛的多种诗风之中,并产生其诗学作用；也会在其诗学活动中影响到东南人京之汉族诗人,促使他们的诗风发生改变并融人到元诗发展的洪流之中.而揭侯斯本人曾任奎章阁授经郎,为典型馆阁文人.其文整炼典则,其诗“清丽婉转,别饶风韵”、“神骨秀削,寄托自深”,和马祖常截然不同.但唯有不同,交流才有必要,才有效果.揭侯斯和马祖常间的交流是这样,而其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诗风的诗人间的交流也是这样.种种诗学因素在京师融汇,在京师熔炼为一炉,形成了元代中期的诗学大潮,使元诗得以形成自己的诗学面貌和诗学品格.
京师诗学活动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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