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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
第一站当然是战时陪都重庆.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
这样要求是有原因的.
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整个厦门的集美学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积蓄捐献的.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三年以来,广大华侨通过总会,共为祖国筹得约合四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总会还在新加坡和重庆设立制药厂,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嘉庚登高一呼,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许多年轻的生命就留在这条公路上.
按照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八万元,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
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美酒佳肴越是高级、越是罕见,越有面子.
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陪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这些都让陈嘉庚反感和痛苦：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陈嘉庚再三恳求就此打住,对方认为这是客气话,不开宴会怎么表达感情?无奈,陈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话,连续三天在国民党《日报》刊登罢宴声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重庆让他感到窒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尽管不高兴,陈嘉庚还是决定奔赴传说中的延安,看看偌大的中国是否真有净土.
1940年6月1日晚,设宴款待陈嘉庚.
这次宴会是在露天举办的,就设在住的窑洞外.餐桌更特别,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吃的是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
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至于鸡汤,解释：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下着蛋,她听说我贵客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
陈嘉庚一听,差点落泪.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让他眼前一亮.
陈嘉庚对秘书张楚琨感慨说,像皇帝,像农民,“得天下者,也！”张楚琨后来分析：“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一回到重庆,陈嘉庚就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他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此前,因为国民党是“正统”,又值大敌当前,陈嘉庚一直是坚定的拥蒋派,真心诚意地宣传“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他是中国的未来”.
陈嘉庚的转变让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打我的脸?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到底是用什么“买通”他的?
当然不会明白,东拼西凑的一顿农家饭,怎么有如此功效.他不知道也不理解,一个攻无不克的传家法宝,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宝藏,蕴含着人心向背的,根本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王景义荐自2015年5月1日《家庭百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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