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韩愈诗歌的渊明风气》：本论文为您写论韩愈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韩愈诗风恢宏凌厉、变幻神奇的一面较多受到认定,而实际上韩愈亦有一种任真率直、平淡闲雅、古拙清远的诗歌笔调.这种诗歌风格接近于陶渊明,具有渊明诗歌之真、趣、淡和质的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渊明风气”.
关键词：韩愈；真；趣；淡；质；渊明风气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4-0036-06
提到韩愈的诗歌,文学史界最关注的,是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的恢宏凌厉,以及“颠倒奇崛”、“变怪百出”的变幻神奇.正是这一种别开生面的美学特质使得韩愈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在李杜等盛唐宗师之后,将唐诗的世界再度开疆拓宇,从而获得比肩李杜之荣.然而,细读韩愈诗歌,仍可发现在昌黎标领诗坛的独特诗风之外,亦有一种任真率直、平淡闲雅、古拙清远的诗歌存在,而且数量并不算少.这样的诗歌风格我们可以借用宋人蔡宽夫评价《南溪始泛三首》的“独为闲远,有渊明风气”来概括.前人也注意到了韩诗这种平易和顺的风格,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1]彭端淑在《雪夜诗谈》中说：“人皆言昌黎奇险,不知昌黎亦工为平淡之作.”[2]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昌黎则兼有清妙、雄伟、磊砢三种笔意.”[3]但是将韩愈与陶渊明并提,也许,在我们的主流意识里,还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无论是从两者立身处世之态度、社会生活之阅历还是诗歌创作之特征,都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但是实际上,韩愈与陶渊明还确实有着诸多共同之处,本文就针对韩愈的诗歌来仔细辨析其“渊明风气”.
一、渊明之“真”
渊明之文之人,向来被誉为“真”的代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4]东坡赞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5]冈村繁在《陶渊明李白新论》一书中说：“通观渊明的生涯,他所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以及所最为强调的是‘真’这一概念.”[6]“真”是道家思想中常用的一个概念,属于哲学范畴.我们借用《庄子·渔父》里的一段话来解释：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者,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7]
“真”即“精诚之至”,属于内在的品格,发自内心,没有掩饰,用于人伦则表现在外而率性为之,如事亲、事君、饮酒、处丧等.虽然陶渊明以隐士著称,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而韩愈汲汲于功业,但从他们的诗文中所流露出来的一片真气,都足以感动千载之下的读者.如萧统在为陶渊明写的传中称他“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辛弃疾称赞陶渊明的诗文“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鹧鸪天》）.陶渊明自己在诗文中也一再流露出崇尚“真”的意趣,如“抱朴含真”（《劝农》）,“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感叹晋宋之际“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描绘自己的田园生活“此中有真意”（《饮酒·其五》）,等等.渊明之真,乐则乐矣,悲则悲矣,毫无掩饰,所谓“真在内者,神动于外”.
韩愈现存的诗歌,最早的是写于贞元元年的《芍药歌》,[8]诗的最后一句写道：“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此句所表现出来的激昂之情与青年时期的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有什么分别呢?况且这绝不是一首放浪形骸的玩世之作,而是心有所指,意有所刺,方世举曰：“‘何事低头学桃李’以上,皆指王司马,其‘婢子’以下语,乃刺软美逢时者.”[8]（2）我们虽不必认定确为刺讽何人,但认为韩愈不是单纯的咏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显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对世态的讽刺,与渊明诗中“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饮酒·其二》）的愤懑一样,是真性情的流露.再来看韩愈的一首诗《从仕》：
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弃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
这首诗写于贞元十五年,韩愈三十二岁,虽然还没有在官场上大起大落,但是韩愈已经有了足够的社会阅历,对自己的仕途产生了焦虑,内心的矛盾日益凸显,当他写下“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的时候,他不会不想到那个也曾因为“幼稚盈室,缾无储粟”而束带作吏的靖节先生,因为他说“古来非独今”.在这首诗里,韩愈完全没有竭力表现自己的清高,而是将内心所想和盘托出,像陶渊明一样,无论是仕是隐,皆出于真心,所以诗中所流露出来的皆是昌黎胸中真气真意.①至于以后遭到陈继儒的讥讽,那是韩愈所无法顾及也毫不在意的.[8]（114）和《从仕》诗可以并提的还有那首著名的《山石》诗,诗的末尾作者写道：“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这首诗写于贞元十七年,韩愈三十四岁.这一年韩愈做了京官,但仍然心有所恋,在一气写出山景之妙后,将心中之向往顺手拈出,自然天成,毫无做作.因为很多文人在经历了官场之后,都会产生疲倦的心态,这时候他们向往自然、崇尚自由的心理需求会得到异常的强化.所以,韩愈写出这样的诗句既是自己内心真实的表白,又是文人们遭遇仕途起伏时的共同反应.
《示儿》和《符读书城南》两首诗作于元和十年和十一年,韩愈四十岁.这两首诗之所以有名,几乎全是因为遭到后人的责骂较多,责骂的原因无非是韩愈在诗中炫耀了功名富贵,以此来激励儿子读书求进,责骂的时候还经常将陶渊明和杜甫端出来相比,例如,苏轼比较了韩诗《示儿》和杜诗《示宗武》之后说韩诗中的五联“所示皆利禄事也”,[4]（102）又说杜诗中的五联“所示皆圣贤事也”.[4]（102）陆唐老说《符读书城南》一诗“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8]（1015）胡仔、邓肃、全祖望等人也对韩愈进行了批评.但是,实际上封建时代的文人是避免不了对功名富贵的渴望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哪一个不是汲汲于功名呢?杜甫的名言“窃比稷与契”,换个说法不就是“富贵应须致身早”么?周必大就将杜甫的这句诗拿来和韩愈相比,说：“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实欲践之也.”[9]即使是陶渊明,也曾有“岂忘袭轻裘”的向往,只是不愿“苟得”而已.韩愈这首诗的格调不高是没有疑问的,但却是韩愈训子的肺腑之言,正如黄震所说：“亦人情诱小儿读书之常,愈于后世之伪饰者.”[8]（1015）这正好反映出韩愈诗歌的任真率直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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