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再见，城乡二元户籍》：本文关于城乡二元户籍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城乡二元户籍终于和人们说再见了.户籍制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但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却只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但这相对短暂的二元分割户籍却是户籍制的巅峰之作.
户籍制的历史,至少追溯到先秦.老百姓从作为贵族的附庸到成为国家的编户民,其编户齐民制度,就是户籍制的起源.这种制度可能和军事有关,但主要是一种征税派役的制度,所以说,户籍制和赋役制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户籍制在历史上主要起了两种作用.一种是为了禁止人们迁徙,一种是为了禁止人们改业.这两种功能,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征税派役的方便.一个人,如果他可以到处流动,自由迁徙,今年在这个地方,明年又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给他派役会非常不便,他可以逃避本该他承担的种种差役.在货币经济不发达,交通运输落后的时候,老百姓对于国家的义务,首先就是亲自去承担差役的义务,其次才是给国家提供粮食布匹柴草等实物税收的义务.
事实上,那时国家经常遇到的最大挑战,正是老百姓大量逃亡造成的户籍混乱,服役人数减少.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国家稳定强大的时期,户口鼎盛,一派繁荣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既不愁税收,也不愁赋役,要粮食有人交粮食,要劳役有人服劳役.因为有大量的纳税服役的百姓,所以摊派到大家的头上,人们纳税服役的负担相对较轻.而一旦国家衰落,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力度下降,伴随而来的就是人口的逃亡,户口的减少.而相伴而来的就是服役纳税的人越来越少,国家把赋税摊派给未逃走的人,结果户籍人口的赋税任务不断加大.这又诱发更多的人逃亡.老百姓逃出国家户籍制度的管控,当然很多是直接逃走,逃到人烟稀少,深山老林或边疆地区谋生,但也可能是通过种种复杂的手段,将自己变成豪强大户的依附人口,将自己国家编户齐民的地位,改变为豪强大户的私人家丁,这种事情在中国兵荒马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常见.国家和豪强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争夺人口的较量.最后,国家通过授田、均田等等优惠方式,从豪强大户那里将人们争夺过来,使他们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为国家纳税服役.由于赋役沉重而迫使老百姓逃亡的事,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就算是唐朝初期那么鼎盛的时候,还有大量隐漏和在逃的人户,国家要发动大规模的括户行动,将他们找出来纳入国家编户齐民.直到清朝彻底地将劳役折变成银两,并将徭役摊派到土地里面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改观.而在进行此项改革之前的明朝,朱元璋通过残酷的手段打击农民逃亡,禁止农民迁徙,外出的人必须拿着一种叫做路引的介绍信,才能通过关卡.户籍制禁止人们自由迁徙,由来久远,影响恶劣.
历史上户籍制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禁止人们改业.户籍制的“籍”,现在人们往往误以为是“籍贯”即出生地或祖上出生地,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古代的“籍贯”,“贯”指的就是今天所说的“籍贯”,而“籍”则指职业,记录职业身份的档案.古代一个人从事的职业,他对职业的选择,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人们从事什么职业,选择什么职业,往往是由于自己的特长,兴趣,或者市场的需要.但古代人们职业是由国家规定的,然后是世袭的,是不能由自己的兴趣去改变职业的.古代人们的职业划分的理由,不是由于市场的需求,而是由于他对国家所负的义务.每个人从事一种职业,这种职业首先是他为满足国家需要而对国家承担的一种义务.国家有多少需要,社会就划分出多少职业,这种职业划分,在元代曾经达到非常细密的程度,就连给政府招待宴客活动提供娱乐和侍寝服务的妓业,也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每种不同的职业就对应着一种特别的户籍,如农民是农户,工匠是匠户,煮盐的是灶户,种给皇家提供瓜果的是园户,给官府抬轿子的是轿户,给官府提供娱乐和皮肉服务的是乐户.各种不同户籍之间壁垒森严,不可改变.
这种针对皇家或官府需要而设定的职业以及附着其上的差役,作为一种负担,一开始可能就是不公平的,随着时光流失,社会变迁,不公平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想方设法改变职业,因而改变附着于职业之上的差役义务,也就是避重就轻,逃避徭役,就成为人们不懈的追求.但对于这种情况,国家是予以坚决禁止和严厉打击的.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职业和依附和职业之上的差役,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户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出身于军户的人,就是官做到朝廷宰相,甚至也无法改变家庭是军户的户籍性质.国家实行的是,“籍皆前定”,“役皆永充”的制度,改变户口性质是几乎不可能的.既然国家不允许改变,那么,人们往往用逃亡的办法予以解决.总之,中国的深山老林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大多数就是由这些反抗政府户籍制度的人完成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户籍制的大致情况.当然,古代户籍制在清朝实行摊丁入亩等等改革后,随着商品和货币经济发展,差役货币化以后,户籍制对于人们改变职业的禁令大为放宽,清朝甚至发布命令解除了一些贱籍,使一些永世不得翻身的贱民的户籍也得以改变.
户籍制度再次强势登上历史舞台,应该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末.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当初城乡差距已经十分明显,农村无论经济条件还是其他机会都远比城市为差,农民进城成为一股热流.而当时中国以粮食为建设强大工业,支援世界革命以及换取黄金和外汇的唯一资源,国家需要农民必须在土地上为国家贡献尽可能多的粮食.农民流动进城并且改变职业不再从事农业,其效果正如历史上逃避徭役或者力求改变职业的情况一样,使国家得不到需要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新政权顺手就将历史上驾轻就熟的户籍制拿来为我所用.将户口划分为城乡二元,禁止农民进城,禁止农民改变职业,要求农民必须为国家生产粮食,无条件地依附于土地,就成为不二选的路径依赖.和历史上的户籍制一样,这种城乡二元的户籍制确实达到了禁止农民迁徙,禁止农民改变职业,将农民完全束缚在土地,为国家无偿生产粮食的最终目的.
当然,新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和历史上的户籍制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历史上的户籍制,只规定了不同户籍制下人们的不同义务,而新的户籍之下,则涉及到对不同户籍制度下不同权利的分配.为什么古代户籍制主要影响的是不同户籍制下人们的义务,而如今的户籍制不但影响到人们的义务,尤其还影响到人们的权利,形成权利壁垒?这是因为,古代社会国家作为汲取者,它拿到自己需要的部分财富之后,就不再过问其他.只要老百姓为国家尽了义务,国家不再过问社会财富的分配,再说,国家也不掌握很多社会财富.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掌握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所生产的几乎全部产品,国家拥有了全国的资源和财富.国家不但要求不同户籍的居民为国家尽不同的义务,而且国家以其强大的权力,对这些资源和财富进行再分配.而再分配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户籍制.在国家资源和财富尚不足以让全体公民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时候,国家首先通过户籍制划出一块范围,即城市,在这个范围内实行有更好社会保障,有更好医疗条件,有更好教育设施等等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完全排斥农村户口的人染指的.因为农村人口众多,如果也要染指这样的福利,则国家根本无力负担.这就是国家将其掌握的资源和财富,以户籍为依据,进行强势再分配的巨大不公之所在.
目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废除,户籍壁垒终于打破.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从此寿终正寝.打通了城乡壁垒的户籍制下,国家不再禁止迁徙,也不再禁止改业,社会财富的分配也不再以人们的户籍性质作为依据.当然,户籍制还存在.迁徙自由尚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大城市因其掌握的巨大资源,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但是大城市并不给你迁徙到它那儿的自由和权利.迁徙自由仍然止步于大城市的城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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