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8世纪法国传教士汉学家对诗经的译介和》：这是一篇与译介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中国古典诗歌西国和欧洲,得益于18世纪知识渊博、汉学水平、文学造诣俱佳的传教士汉学家率先译介与引进.本文仅以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神父译介《诗经》为例,对其诗译文本进行举证考析、解读,便可见出,《诗经》西渐法国（欧洲）初期,如何受制于译介者的传教布道的宗旨而形成其诗译的成败得失,以及中国诗歌（文学）西国和欧洲旅程中如何伴随18世纪传教士汉学的生成、发展而发展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传教士汉学家;马若瑟;白晋;韩国英;《诗经》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5-0010-10
中国古典诗歌西国,得益于18世纪法国汉学的勃兴,也得益于18世纪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率先译介与引进,尽管其引介之最初动因并不出于纯文学的考量,而出于传教布道的宗旨、在于对中国文明的总体考索.以布道传教为根本宗旨,以探索中华古老文明奥秘为己任、以寻求异教文明与基督教义相汇融为旨归的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为着传教的需要,十分注重中国文化经典的译述、探究.作为中国文学文化灿烂的源头、榜列“五经”的《诗经》,自然受到他们的格外青睐,古代中国人的歌唱因而被率先引进到法国和欧洲,成为中国文学西渐的先行.据说,第一个把《诗经》译成西方语言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但他的译文却未流存下来.西方学者公认最早的西译《诗经》,是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1695-1767）的拉丁文译本,他的《诗经》翻译始于1733年,但真正刊行面世,是一百年以后的事①.在十八世纪与孙璋差不多先后同时对《诗经》进行翻译、研究的法国传教士还有赫苍璧（Julien-Placide Herieu,1671-1746）、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宋君荣（1698-1759）、韩国英神父（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等.赫苍璧曾编过一部《诗经》选译②,白晋则著有《诗经研究》（稿本）③,马若瑟也有《诗经》选译.宋君荣不仅译注了《诗经》,还运用其中的资料来研究中国的天文历史④.18世纪下半叶,韩国英神父秉承法国传教士汉学家注重文化经典的译介和学术开发的传统,恪守传教布道的宗旨,连续在多卷汉学巨著《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简称《中国论集》）刊发系列长文,选译、全面介绍《诗经》,将这一时期法国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和研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在这里,仅从《诗经》法译文本流传、影响的角度,对马若瑟、白晋、韩国英神父的相关诗译与诠释加以梳理、考析,便不难见出,中国诗歌西渐法国的初期,如何受制于译介者的布道、证道取向而伴随传教士汉学的生成、勃兴、发展而发展的某些特点.
马若瑟的《诗经》选译
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系康熙帝特使白晋招募二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他在华历练不久,遂成为著名的索隐派汉学家.1666年生于法国瑟堡城（Cherbourg）,1735年殁于澳门,其生前业绩特色,颇得业内人士肯定：“若瑟之传教热忱,鼓励其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其研究与一般传教师异,盖其志不仅在肆习传教必须之语文,而尤注重于寻究中国载籍中之传说,有裨于宗教者予以利用,发挥教理,若瑟此类研究,成绩甚优,甫数年即能用优美的中国文字著述立说.”其著译甚丰,被后世汉学界推崇为来华传教士中,“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者.”⑤从文本流布来看,马若瑟神父是将《诗经》部分诗歌介绍到法国并产生过影响的首个译者.他选译了《诗经·周颂》中的《敬之》（法译“Un jeune Roi prie ses Ministres de l’instruire”——《一位年轻君王请求大臣教导他》）、《天作》（法译“A la louange de Ven vang”——《文王颂》）、《诗经·大雅》中的《皇矣》（法译“A la louange du même”——《文王颂二》）、《大雅·抑》（法译“Conseils donnés à un roi”——《谏君王》）、《大雅·瞻卬》（法译“Sur la perte du genre humaine”——《人类之不幸》）、《小雅·正月》（法译“Lamentations sur les miseres du genre humain”——《哀民生之多艰》）、《大雅·板》（法译“Exhortation”——《劝诫》）、《大雅·荡》（法译“Avis au Roy”——《忠告君王》）等八首诗⑥,刊发在杜赫德神父（Y-B·du Holde）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1736年第2卷第370-380页,开创了法国人探究中国文学源头的先河.杜赫德还为此专门撰文对《诗经》作了介绍,这可能是我们见到的法国人最早介绍《诗经》的文字⑦.杜赫德告诉法国读者,《诗经》是中国人的一部古老的诗集,“整部作品收录的都是周王朝时期创作的一些颂诗、赞美歌以及诗歌,描写了在天子统治下管辖封地的诸侯们的风俗习惯和准则.”对这部诗集的解析,中国诠释家形成了不无自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人们对美德大加赞颂,从中发现了很多非常睿智的箴言”,就连孔子也对其大加称颂,“肯定作品中的说理是非常纯洁和神圣的”;另一方面,却有部分学者认为,“夹杂的一些糟粕破坏了这部作品：因为其中包含有怪诞和无神论的内容,使其被视为伪经”.杜赫德强调,《诗经》中的诗作在中华帝国享有“极高的权威”.虽然在他看来,《诗经》文体风格显得十分“晦涩难解”——原因可能源自“文笔的简练,以及作品中随处可见的隐喻和大量古老的谚语”,不过,正因其“晦涩难解”,才赢得了博学者的重视和尊敬.杜赫德打破了《诗经》风、雅、颂的分类法,把《诗经》中的诗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对人的颂歌,因其才或德受到赞美,“按照一些习规,人们在一些盛大隆重的典礼、献祭仪式、葬礼和祭奠祖先的仪式上吟诵”;二是反映王朝的风俗,“就像小说一样,是由个人创作的,不被吟诵,但会在皇帝和大臣面前朗诵.其中如实地描绘了各种风俗,批评民众和统治他们的诸侯的不足之处”;三是比兴的诗,“都是用比喻和对比的修辞手法”;四是颂扬高尚的事物,“从某些大胆的讽刺的内容开始,引向赞赏”;五是可疑的诗,即被孔子斥为“伪经”的诗.从杜赫德对《诗经》的这般介绍,我们不难看到,传教士对《诗经》的探究重心虽不在文学,但当其首次接触到这部文化经典时,又不可能绕过文学的切入点,而首先集中在《诗经》这部“经书”的文学性质的考辨上;当其一旦进入纯文学（诗歌）的探索时,又难以说出个究竟来,真实反映出引介初始阶段的实际水平.由于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18世纪欧洲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它于1735年在巴黎以法文面世后不久,又由英、德、俄等三种文字在欧洲传播,伟大的歌德在1781年11月10日的日记记载中,奇妙地发出了赞叹：“啊！文王！”大约是这位德国诗坛巨星从马若瑟译诗和杜赫德的绍介中获得了对《诗经》最初印象的反映,这可以见出马若瑟、杜赫德开拓之功的反响.
译介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18世纪法国传教士汉学家对诗经的译介和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译介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译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