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纳粹德国*教训》：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纳粹德国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也许是因为对德国人有严谨自律的刻板印象,也许是因为德国纳粹大言不惭式自我宣传手段的作用所致,在对德国纳粹琳琅满目的研究中,腐败和纳粹的关系——尤其是腐败对研究纳粹国家的统治手段和结构的重大意义一直是缺席的.
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埃申堡的名言似乎深入人心——“由于德国供职人员的优良传统,腐败在德国是相当罕见的现象.”甚至于齐格蒙·鲍曼、汉斯·京特·阿德勒这样的学者,在各自的著作中,也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看作精确运转的官僚机器的齿轮组,大屠杀被视为一场不带个人感情的、官僚的、精确执行的国家罪行.而纳粹分子个人的责任,在这种颇为时髦的解读下被淡化了,后来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的确有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自己开脱罪责.
2001年弗兰克·巴约尔的《纳粹德国的腐败和*》一书出版,填补了纳粹和腐败研究的空白,并被评为德国年度最佳图书,今年7月译林出版社引进了中文版.此书通过揭示“政治上的恩主-门客结构”即“希特勒体制”,来*纳粹党国多样化的腐败,为我们充分了解纳粹腐败,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和细致的政治分析.
纳粹腐败的专制性
此书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专断残暴、个人和组织的公开谋取私利,以及有时达到无政府主义程度的对犹太人的掠夺和谋杀——这些同样是大屠杀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纳粹分子在大屠杀中的个人罪责尽显无遗,而鲍曼等人对于大屠杀现代性的强调尽管不无深度,但多少显出了几分矫情.
当然,在纳粹统治下腐败涉及面极为广泛,大屠杀过程中的腐败（对被屠杀的犹太人财富的非法侵占）仅仅是它的一种表象而已.尽管腐败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常态,古已有之,在各种政治体制中都存在,但是在纳粹德国,政治腐败不仅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而且纳粹政治体制本身也是特别能滋生腐败的温床.
这是《纳粹德国的腐败和*》一书的出发点,因而,那些在所有政治体制中都属于常态的现象,比如官员在分配公共资源或者政府采购中受贿,不在本书重点考察范围之内.作者在书的引言中开宗明义：“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第三帝国特有的腐败现象,这些现象要归因于1933年之后国家和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因此不具有延续性,而是对纳粹统治结构和政策（包括灭绝政策）而言的典型现象.”
纳粹德国的腐败首先是一种专制制度下的腐败.纳粹是在魏玛德国后期孱弱的 选举中上台的,纳粹上台的原因很复杂,一战落败后,沉重的战争赔偿导致的经济萧条和德国人普遍的内心屈辱感,使得纳粹高调宣扬的“爱国主义和振兴经济的愿景”有了市场.同时,纳粹拿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些腐败案件做文章,以严厉抨击和反对魏玛共和国腐败,来获得道德感召力,把“ 即腐败的信念植入德国人的集体意识之中”.
希特勒通过选举上台,在1933年1月30日被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随即利用2月27日夜的国会纵火案,废除了《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自由的条款.3月5日,纳粹通过胁迫和贿赂手段,在议会强行通过了“特别授权法”,规定总理可以不通过议会自行制定规章以代替法律.希特勒在“特别授权法”通过后快马加鞭,在一个月内取缔了所有非纳粹政党,建立了纳粹 政权.
和此同时,政治分权制度被废除,所有能够实施权力监管、阻止腐败蔓延的分权制衡机制都被废除.议会被解散,或者被改造成为领导人鼓掌喝彩的拍马机器,议会对行政权力起到平衡作用的监管功能消失了,对财权的监管权、对违法行为的公开讨论、批判性的质询都不复存在.第三帝国统治者,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摆脱了对自己行为做解释的所有责任,并通过对新闻界的“一体化”让公众的批评都噤声了.仍然存在的监管机构,比如司法部门,在纳粹统治系统中丧失了独立性,蜕变成“元首国家”的工具.
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帝国审计总署,其权威性不断遭到消解.1933年4月4日,希特勒的帝国内阁决定,不允许帝国审计总署插手国防军的监管,也就是禁止它去监管猛涨的军备支出.之后,帝国邮政部长甚至禁止帝国审计署的审计员进入邮政部大楼.所有这些分权制度和监管机构的消弭,为不经 选举的专制提拔制度提供了便利通道,其必然导致恩主-门客政治权力结构的泛滥.
自上而下的腐败
在纳粹集团,元首和追随者的关系,不仅是基于元首的领袖魅力,还特别依赖提携党羽的网络.正如巴约尔所说,“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就是一个政治匪帮的头子.”那么,在这样的统治结构下,1933年之后,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现象的出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因此,纳粹德国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充斥于统治阶层的所有层面,越高层腐败的数额和规模越是巨大,而且越不容易被监管.甚至在某些案例中,尽管东窗事发,当事人依然可以顺利逃脱罪责,逍遥于法网之外.在专制体制下,国家财政的结构瓦解得越来越厉害,各种特别基金越来越多,它们受纳粹党的某些权贵直接控制,资金则来自不同途径.
首先,希特勒就利用特别基金来建立自己广泛的私人圈子,给亲信们提供馈赠、资助和赠礼.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利,陆军元帅的礼金平均在25万帝国马克,有的人拿到的更多,古德里安大将甚至收到了价值124万帝国马克的地产.希特勒向将帅们赠送如此巨大的财产,不仅仅是向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更是在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腐蚀,加强他们和元首的个人联系.
在一般人印象中,希特勒对于手下重臣的操控,是通过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完成的,实际上希特勒有更有效的法宝,那就是被“7月20日事变”密谋者施拉布伦多夫比喻为“一根黄金的缰绳”（指钱财）的驾驭.希特勒用金钱驾驭的范围非常广泛,国家机关和党内精英们也同样收到过慷慨大方的馈赠,这些来自希特勒直接的馈赠,显然是要保证被馈赠者对元首的忠诚.
在第三帝国,通过来源可疑的特别基金进行馈赠和赏赐,绝非希特勒的特权,而是一种普遍的统治原则,很多高官都使用这种方法,尤其是纳粹党各省部的封疆大吏们.金钱笼络着纳粹党各层追随者,上级看重的是下属对自己的忠诚,那么这个人能力如何,是否有贪腐行为都不再重要.
纳粹德国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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