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政治经济分析》：本文是一篇关于经济分析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
关键词： 经济发展模式； 福利支出结构； 政商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3-0073-05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起,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有两方面的特征值得关注.第一,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却在福利供给上明显不足.[1]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将原因归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围绕着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2][3][4]第二,地方政府在福利类财政支出上有所差异,以及和之伴随的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以我国东部沿海的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见表1）.那么,如何来解释地方政府这种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呢?
自二战以后西欧发达地区产生的“福利国家”开始,福利和福利政策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不同理论范式对福利问题都有所关注,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福利是如何产生的,是哪种逻辑主导下的产物?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大概归为四类.第一,福利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产物,福利支出水平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同；[5]第二,福利是作为阶级的要求而出现的,工人阶级和左派力量的壮大会促进福利水平的提升；[6]第三, 政治导致福利的产生,社会大部分人都希望对市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有所补偿,而 为他们实现诉求提供了平台；[7]第四,国家主义认为,福利政策及福利水平反映了国家作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独立行为者的特点,福利的演变是国家能力的结果.[8]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不同省份的福利结构,国家主义的观点无法得到应用.另外,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的 化程度、阶级分化程度差异不大,故无法解释国内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差异.而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关联作用,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所以也排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三个地区福利支出结构差异的影响.
西方学者对于比较福利体制的研究是否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所帮助?比较福利体制的开山之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利用“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这一概念把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分为三类,即统合主义体制（corporatist regime）、自由主义体制（liberal regime）和社会 主义体制（social-democratic regime）.[5] 之后,一些研究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试图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体制类型.例如,伊恩·高夫（Ian Gough）提出的正式保险体制（formal security regime）、非正式保险体制（informal security regime）、无保险体制（insecurity regime）；[9] 尼特·罗（Nita Rudra）提出的生产型福利国家（productive welfare state）、保护型福利国家（protective welfare state）和二元福利国家①（dual welfare state）；[10]克里斯坦·艾斯波特（Christan Aspalter）根据东亚国家的福利模式提出的保守型福利体制（conservative welfare regime）.[11]
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福利方面的理论并不一定完全适用.这方面存在的最显著的问题是,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很难照搬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福利制度上.② 例如,艾兰·沃克和黄焯基（Alan Walker and Chack-kie Wong认为,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福利国家这一概念隐含了两个制度性安排的前提,即资本主义制度和 制度；[12] 而伊恩·高夫（Ian Gough）则具体地指出了福利体制范式（welfare regime paradigm）本身包含的九个基础要素.③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福利体制的某些特殊性,使得目前对于欠发达国家福利体制的分类研究中难觅中国的踪影.伊恩·高夫（Ian Gough）在他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其划分的欠发达国家福利体制类型不包括中国；[9]克里斯坦·艾斯波特（Christan Aspalter）所研究的东亚国家福利模式中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没有涉及中国内地.[11] 因此,西方学者对于福利体制和福利政策的研究并不能直接对问题的解释有所帮助,但其提出的一些概念还是会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比如本文中“生产型福利”、“保障型福利”的概念,正是受到了尼特·罗（Nita Rudra）提出的“生产型福利国家”、“保护型福利国家”的启示.
现有关于中国不同区域政府福利支出水平差异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主要的解释变量.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会提高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例如,柯卉兵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13]陈赟指出,影响教育投入最基本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多,用于教育投资的数量越多,反之越少.[14] 这些研究主要运用定量方法对影响福利差异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其中划分区域的方法主要是根据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不同的省份归入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类地区.但是,辽宁、浙江和广东都属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以人均GDP的全国排名进行衡量,三省都处于前十的位置,差异不大.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解释三省的福利差异问题.
经济分析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政治经济分析为关于经济分析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经济分析报告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