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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是其代表作,但对这部交响乐旨意的解读,却一直扑朔迷离.肖斯塔科维奇自己为什么把人们一直认为的反法西斯战歌与史诗的第七,说成是自己的“安魂曲”?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就是说,尽管第七有强烈的音响效果,但那并不是冒着敌人的炮火的反抗的勇气和士气,而是另含机锋.那么,这另含的机锋是什么?
音乐不同于文字和绘画,它诉诸的是听觉,反馈的是心灵,看不见,摸不着,其多义性从来就存在.同样一首乐曲,不同人听有不同的反应和感受,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问题是,作曲家自己在音乐中倾注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和我们的主观想法与传统固定的史论相违背,这是值做到探讨的.如果完全是背道而驰,而且介入了非艺术政治化的因素,则应该进行反思的是我们.因为是我们的主观意图强行嫁接在了作曲家的音乐上面,人家作曲家本意要在这棵树上结苹果的,我们非要人家结出西红柿来.
当年,小托尔斯泰曾经专门撰写文章,高度赞扬第七的战争史诗意义.小托尔斯泰是不是奉命而写,我不太清楚,但知道为写这篇文章他请来好几位音乐学家到他的别墅,为他讲解他并不怎么懂的音乐初级知识.小托尔斯泰的这篇文章为第七定型与定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猜想应该和我们那个时期姚文元或梁效的文章一样一言九鼎吧.
肖氏对小托尔斯泰非常不以为然.对于那个时代的作家,肖氏有自己的好恶,他欣赏的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他最讨厌的是表里不一、极尽谄媚之态的马雅可夫斯基,他斥之为“忠心耿耿伺候斯大林的走卒”,他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最高道德标准是“权力”.因此,还在肖氏年轻的时候,在音乐厅的排练现场,第一次见到趾高气扬的马雅可夫斯基向自己伸出两个手指,他只伸出一个手指头回敬了这位当时正在沿着拍马奉迎的阶梯顺利往上爬的阶梯诗人.
这个小小的细节,很能说明肖氏的性格.他不是那种拍案而起、怒发冲冠的激愤之士,他自己说：“我不是好斗的人.”但他的心里有一本明细账,好恶明显,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与良心底线.对待音乐,则越发体现了这样的一点,甚至更突兀了这样的一点.尽管当时,他也曾经为斯大林亲手抓的《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等多部电影配乐,并因此而多次获得过斯大林奖金.如此的名利双收,也让他颇受舆论的非议.他自己心里很清醒,他把这一类作品称之为“不体面的作品”.但他又拉出契诃夫替自己辩解：“契诃夫常说,除了揭发信以外,他什么都写,我和他的看法一样.我的观点很非贵族化.”
这更体现了肖氏性格的双面性,即在强权下,他的软弱与抗争曲折的心理谱线.晚年的肖氏对此自省,在谈到他的老师格拉祖诺夫和他自己同样具有的软弱时,他说：“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通病,所有我们这些人的通病.”同时,他格外钦佩同处于那个时代的女钢琴家尤金娜,斯大林听了她演奏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后,派人送给她两万卢布,她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谢谢你,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共和国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我把钱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
肖氏是把这些电影配乐当成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妥协手段,是把这些创作当成小品看待的.他更看重并投入的是他的交响乐.在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家,肖氏的交响乐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是极其厚重的.因此,对待几乎众口一词的第七,他是非常在意的,他不满对第七的误读,无论是还是民间,他几乎都难以容忍.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性格中刚性的一面.按一般人的逻辑说,特别是像肖氏战前就受到《真理报》的点名批判,说他的音乐是“混乱的”、“形式主义的”,几乎判了死刑.战争救赎了他,阴差阳错地让第七成为了他自己命运的转折.很多人会高兴不迭地顺杆往上爬呢,他自己却坚决不要这样的不实之誉.他说：“第七成了我最受欢迎的作品,但是,我感到悲哀的是人们并非都理解它所表达的是什么.”
晚年,他明确地说：“第七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的有感而发,”这样无可辩驳的话,对于认为第七是反法西斯的史诗,无疑是最有力的拨乱反正.
肖氏又说：“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的敌人.”那么,这另一些敌人指的是谁?这个主题是什么?他说,希特勒是罪犯,斯大林也是,他对那些战前田园诗的回忆很反感,他始终对那些“被折磨、被决或饿死的人感到痛苦”.他说：“等待决是一个折磨我一辈子的主题.”或许,今天听肖氏这样说,觉做到有些危言耸听,但看到肖氏举出的一个事例,300多名盲歌手参加组织的一次民歌歌手大会,只是因为没有唱斯大林的颂歌,而唱的是旧民歌,300多名盲歌手全部被杀.我们就会明白残酷的现实是何等惊心动魄.
所以,肖氏直言不讳说道：“说第七的终曲是凯歌式的终曲,是荒唐话.”
所以,肖氏义正辞严地说：“我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
在具体谈到第七的音乐创作动机时,肖氏更是毫不留情地推翻了很多人听了第七之后自以为是的政治共鸣,他说：“我是被大卫的《诗篇》深深打动而开始写第七交响曲的.这首交响曲还表达了其他内容,但是《诗篇》是推动力.我开始写了,大卫对血有一些很精辟的议论,说上帝要为血而报仇,上帝没有忘记受害者的呼声.”这便越发明确了第七的音乐属性和政治属性,和法西斯并无关联,而是对斯大林高压统治下的那个残酷年代吟唱出的愤怒的哀曲.
重新来听第七,最好是再听完第七、第八,和第十四、第十五之后,再来听第七,会多少听出一些“安魂曲”的味道.
“安魂曲”,是安慰那些被害的人和自己的灵魂,而不是为领袖量身的赞美诗.肖氏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交响乐很少是为订货而写的.”这话对于今天依然有意义,因为不仅交响乐,很多艺术作品都被津津乐道是为订货而写,无论这订货渠道来自权力还是来自资本.总之,乐此不疲.（责任编辑 张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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