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人民币汇率波动和我国通胀、产出波动一个扩展泰勒曲线》：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泰勒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摘 要：发挥市场供求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是当前我国汇率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本文在泰勒曲线的框架下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994—2006年通货膨胀波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是不敏感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没有显著的影响；2007年以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推动泰勒曲线向内移动,因此更大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对货币政策传导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有利的,逐步扩大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是适宜和可接受的.另外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使得泰勒曲线更加陡峭,稳定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产出缺口波动减小了,因而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当局追求一个低而稳定的通胀目标.
关键词：汇率波动；宏观经济波动；泰勒曲线；马尔科夫转换ARMA-GARCH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12-0012-07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顺差、促平衡、扩内需、调结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 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10.6%下降至2011年的2.8%,小于3%的国际公认标准,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水平已接近均衡区间,继续单向升值的可能性有所下降.因此,随着我国的国际收支恢复基本平衡,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的预期减弱,我国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条件已日臻成熟.在人民币汇率从钉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的进程中,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我们必须提出并应对如下问题：更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关键宏观经济变量波动会有怎样的影响?更大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货币政策传导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会有怎样的影响?更大的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增加还是减小了我国央行宏观调控的难度?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是适宜的、可接受的吗?
长期以来,现代国际经济学理论对汇率浮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和对国民经济福利的利弊得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相互依赖的经济体之间受到不对称真实冲击时,灵活的名义汇率变化可以通过对相对价格的迅速调整抵消冲击的不利影响,帮助经济恢复均衡,因此汇率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凯恩斯主义调整工具①（称为shock-absorber,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弗里德曼1953年的文献和蒙代尔1961年的文献）；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汇率稳定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流入的风险,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市场汇率往往出现超调并持续偏离其基本价值,汇率波动本身制造而不是缩小了宏观经济波动②（参见1996年奥布斯特费尔德和罗戈夫的文献,这也是建立统一货币区的主要论据）,例如麦金农（2005）、施纳布尔（Schnabl,2007）就积极主张小国开放经济以汇率钉住作为稳定经济的货币名义锚,在另一篇文献中麦金农和施纳布尔（2006）则提出对经济赶超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更有利于劳动者真实工资的提高.总的来看,已有的研究文献或专注于汇率波动对通胀水平和波动的影响（近年来国内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或者专注于汇率波动对产出水平和波动的影响,例如赵永亮、干杏娣和熊德平（2011）；尚未有研究者将三者的关系统合在一个简洁的、直观的宏观模型框架中,也尚未提出一个直接简洁的方法和标准判断汇率波动是改善或是恶化了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本文在泰勒曲线的框架下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将汇率波动对泰勒曲线的推动方向作为判断汇率弹性是否适宜的标准.本文的判决方法基于坚实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而且是非常简明的,因此本文的研究有望为汇率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经验证据.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分解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生产率增长较快的经济赶超国家有实际汇率上升的长期趋势③,这种汇率升值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导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是和经济长期增长和结构转变相适应的内生的、自然的结果,是长期均衡实际汇率变化的需要.这种汇率升值不会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所以在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时,需要将汇率变化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的、外生的波动成分分离.本文使用协整方法来完成这种分离.我们考虑3个宏观变量：一是人民币汇率,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代表；二是相对经济增长率,以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相对美国实际GDP增长率代表；三是相对通货膨胀率,以我国CPI变化率相对美国CPI变化率代表.国内宏观数据来自CCER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人民币汇率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国外数据来自IMF数据库,数据均为季度数据,时间跨度为1994年1月到2013年6月.可以粗略地看到当相对GDP增长和相对通货膨胀率较大时汇率升值也较大（如2007—2008年）,而当相对GDP增长和相对通货膨胀率较小时汇率升值也较小（如1998—2001年）,因此可以大致预判三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长期协整关系.对这3个变量及其一阶差分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为通常的ADF和PP检验（回归方程中不包含常数项和线性趋势项）,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对经济增长率和相对通货膨胀率均为一阶单整过程,因此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整分析.本文采用3种常用的方法进行协整检验：以VaR为基础的多变量Johansen检验、Engle-Granger单方程检验以及Phillips-Ouliaris单方程检验.可以看到,多变量Johansen检验表明3个变量之间存在1个协整向量,而单方程检验则拒绝了3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伪回归.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的结果,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变量的协整关系存在结构断点（考虑到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格里高利（Gregory,1996）指出当协整向量存在结构断点时以残差为基础的协整检验效率会显著下降,因此我们有必要使用含结构断点的协整分析方法,这里选择常用的Gregory-Hansen方法（格里高利和汉森,1996）.
泰勒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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