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领袖态度和刊物仕途》：该文是关于刊物仕途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1957年1月,《诗刊》创刊,创刊号发表了 旧体诗词十八首,并刊发了 给《诗刊》的信,引起很大轰动.此后,《诗刊》在其发展过程中,多次转发 诗词,其主编臧克家和 多有往来.但是,在看似“平稳”的表象后面,《诗刊》在路向选择、编辑人员变更、领导标准等方面却充满曲折. 对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下发后,1964年年底,它就首先遭到“清理”,成为“ ”开始前最早停刊的中国作协刊物.1976年元旦,《诗刊》复刊,是“ ”后第一家复刊的国家级刊物,复刊号再次发表 《词两首》,引起很大反响.《诗刊》在创刊和复刊两个重要“节点”上都发表了 的诗词,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其“ ”前的停刊也和 对文艺界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但实际上 除在创刊时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说“祝它成长发展”以外,并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诗刊》的支持,也没有表示过对《诗刊》的不满.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被《诗刊》编者成功地拉入其“作者队伍”,他本人对于《诗刊》的态度还是隐晦、暧昧的. 和《诗刊》之间,可以说保持着的“若即若离”关系.《诗刊》的创刊、停刊、复刊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的态度并非直接原因,但从 对它的态度中,可见《诗刊》生命历程的复杂性,也可见政治领袖即文化领袖的特殊年代里文学发展的特殊生态.
一、、创刊时期 的支持
1956年秋天,随着“双百方针”在文艺界的执行,诗歌界感觉到有必要创办一份诗歌专门刊物,为诗歌创作和评论提供阵地,于是,在徐迟的提议下,臧克家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人刘白羽报告,竟“出乎意料”地得到批准,于是筹办者徐迟、吕剑、臧克家等人通过走访艾青、冯至、冰心、冯雪峰、鲁藜、穆旦等诗人,获得了认可和支持.同时,由于民间流传着不少 诗词,所以徐迟等筹办者试图将 诗词的发表当作他们的刊物“打响第一炮”的筹码,并“费尽心思”“日思也忖”,想要获得 诗词的发表权.经过冯至的建议,徐迟等人将搜集到的八首 诗词认真抄写后,于1956年11月21日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 ,请求 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并请求 定正传抄的八首诗词后允许他们发表出来,同时也大胆地向 约求其他诗稿作品[1].信发出后,由于筹办者们均和 没有密切交集,他们只能热切地企盼着 能够给他们回信.50天以后,当徐迟等人都已开始不抱希望时,竟意外地收到了 的回信. 在回信中不仅定正了徐迟、臧克家等人抄录的八首旧诗词,还额外地给了他们十首,同意他们发表,还写一封信祝福《诗刊》成长,并说明他对诗歌的态度：诗应该以新诗为主,旧体诗可以有一些,但不适合在青年中流传[2].
给《诗刊》编者回信并允许发表自己定正并增加了数量的诗作,被《诗刊》编者看作是对刊物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支持,一个最大的鼓舞”,他们表示“无比的兴奋和感动”[3].1956年到1957年这段时间无疑是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刊物的一个办刊 期,陕西的《延河》、河南的《奔流》、天津的《新港》、浙江的《东海》、云南的《边疆文艺》等一大批地方性文学期刊纷纷创刊,这首先得益于“双百方针”的执行,也和1956年年底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对刊物的重视有很大关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刊物”[4],《诗刊》归属中国作家协会所管,再加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以及编委中的艾青、田间、袁水拍等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影响的诗人.因此,《诗刊》的创办不仅要为诗人们打造一个阵地,还需要塑造其权威性,发挥其全国性影响,这样,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就有着办刊经验的臧克家、徐迟来说,能够借助国家领袖的影响,让刚起步的刊物为更多人所关注,必然成为他们为刊物“打广告”的一个“杀手锏”；同时,在建国初期就开始的一系列文艺运动中,作为不是党员也没有身居要职的臧克家和徐迟来说,获得国家体制的认可得以负责一份刊物,既是他们的荣耀,同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次考验,之所以臧克家得知作协党组织同意他们办刊物时觉得“出乎意料”、徐迟被确定为副主编时的反应是“起初不愿意编刊物”[5],或许他们也是犹豫过的.而他们费尽心思力图有点“巧思”地写信恳请 允许发表其诗词,就包含着借助国家领袖的光环保护刊物,以获得合法性的意图,同时,让自己的刊物发表国家领导人的诗作,也间接地向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公布了刊物遵循国家领袖所规约的文学路线的编刊取向.
同意并增加诗歌让《诗刊》发表,还写信表明自己的诗歌主张,祝它“成长发展”,说明 不仅支持这个全国性的专业刊物,也将自己看作一个诗人,将自己纳入“诗人们”队伍.既然如此,有这样一个阵地,有这样一个可以发表自己作品、表现自己诗歌主张的地方, 应该是会支持的. 同意发表自己作品,也是作为诗人的 ,和发起创办刊物的徐迟、臧克家等诗人们的“会合”,就如刘白羽在《诗刊》编辑部收到 的信时所说的那样,这是“诗人和诗人之间有共同语言”[6]. 虽然没有及时回复《诗刊》编者,但就其定正民间流传的诗作并主动增加数量给《诗刊》发表来看, 对于自己的诗作的公开发表和传播的态度是积极的,诗作的发表不仅能够将他的创作才能告知天下,还连同他的信一起传播了 的诗歌理念和主张,它们“使诗人们在创作上受到了巨大的启示；解决了新旧诗的关系问题”[7],这也使得其后旧体诗词存在的合法性得到确立,从而使得建国六七年来很稀见的旧体诗词创作逐渐地浮现出来.写信给臧克家等人后没过几天,还召见了臧克家和袁水拍,和他们谈诗歌问题,他对臧克家的态度和蔼,对臧克家提出的他的诗词中的“腊”字的修改,以及对《诗刊》纸张要求,都欣然同意,还和臧克家等人谈及自己的诗歌主张和观点[8].从这也可以看出, 不仅支持《诗刊》的发展,对当时的诗歌发展也是积极关注的. 是一个诗人,同时他对文学事业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支持《诗刊》创刊是他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创作才能,也是他第一次作为文学活动的实践者公开出现,他对诗歌的参和和关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诗歌氛围,还为其后他发动新民歌运动做了铺垫.
刊物仕途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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