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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黄河对话》的“话题”,是关于陕西作家安黎的创作.安黎创作颇丰,像“陕军”其他将士一样横刀立马,特别是小说和散文取得了突出成就,“形成了自己极具个性和极富魅力的艺术王国”,被视为当代文坛的“异类”,称其“文坛的六指指”.先后获得过柳青文学奖、西安文学奖、西部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王鹏程（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评论家）：最早知道安黎,是陕西电视台给他拍的一个专题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安黎一头长发,很有艺术家的气质.记得1996年前后,我读书的那个小县城的书店,大门上贴着放大的《痉挛》的封面,很引人瞩目.虽然这部小说命运多舛,文学界也关注不够,不过时间已证明,这是一部难得的杰作.从2001年开始,我跟踪关注安黎的创作,他的文字基本上都读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着现代艺术精神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个人化的艺术风格.从这个角度入手,可能比较贴近,也能比较真实地把握安黎的创作.杨兄你长期研究安黎的创作,写了不少文章,《安黎评传》也已完成,你觉得安黎创作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
杨柳岸（青年学者、评论家）：安黎在当代文坛之所以显得独立特行,我觉得是因为他绕开了当代文学七十来年的基本传统,接续的是五四文学的传统,具体来说就是启蒙传统和批判精神.当代文学从革命文学脱胎而来,很多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遗传,当然程度的大小不同.你看陕西的作家,路遥、陈忠实是柳青这一条线下来的,贾平凹早期的创作受到孙犁很大的影响.当然这有时代的因素在里面,个人是很难摆脱的.安黎读大学中文系是八十年代初,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也是中国近百年最好的时代.经过十年“ ”,一切停滞的东西又重新启动了,思想解放,改革重启,启蒙、自由、 等,都可以重新谈了.西方的各种文学潮流也都涌进来了,大家对知识的那种沉醉,对理想的那种狂热,对文学的那种痴迷,今天的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有学者把“八十年代”称为第二个“五四”.“八十年代”这个词,和“五四”一样,成为对一个大时代的特指名词,可见大家对这个时代的认同和留恋.安黎的青春年华正好经历了八十年代,作为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全身心地感受了那个生机勃勃的大时代.生逢大时代、好的时代,这对一个有思考有志向的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王鹏程：安黎是呼吸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成长起来的,启蒙的精神、批判的精神扎下了坚实的根基,比如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个人立场、担当的勇气、责任意识、悲悯情怀等,并且二三十年一以贯之,不断地予以深化,这很难得,在中国文坛,虽不敢说独步,但至少也是罕有其匹的.
杨柳岸：你看他的第一个长篇《痉挛》,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把同辈远远抛在后面.他的《小人物》,写作手法是属于八十年代,而所写的生活内容却属于九十年代,他用文学的形式向他所经历的时代致敬.那种犀利的批判和激切的启蒙,和五四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他也使得中国有了自己的黑色幽默,也就是把黑色幽默中国化了.雨果当年谈到他的《悲惨世界》时说：“但丁用诗歌造出一个地狱,而我呢,我试图用现实造出一个地狱.” 安黎的《小人物》也是这样的,是用小说的形式写出的一部“离骚”,也是他的一部“神曲”——神圣的喜剧.如果要屈指数说当代最好的长篇小说,他的《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这个世纪的代表之作.他的写作反对粉饰,我们今天粉饰性的作品太多了；反对回避,直面真实,这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把我们这个时代混乱、粗鄙、扭曲、畸形的生活状况、生存状态,以及精神内囊揭示了出来,毫不掩饰,愤激痛切,这正是我们当代文学最缺少的东西.
王鹏程：我也深有同感.就我个人的当代文学阅读经验而言,安黎的创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是令我们很多所谓的著名作家汗颜的.他继承了“五四”的启蒙精神和批判思想,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有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立场,不哗众取宠,不追名,不逐利,不妥协,不骑墙,不放弃批判和反思,是一个能将思想诗性化的作家.他有很强的把握能力和呈现能力,能够穿透历史和现实,有鲁迅般的深刻和深邃.他写黑暗,写绝望,但不悲观,让人能看到希望和温暖.
杨柳岸：鲁迅对中国人看得太透彻了,所以很绝望,他反抗绝望,但背后找不到清晰有力的精神支援.现实生活里,鲁迅其实很有人情味,是很温暖的.安黎第一个长篇《痉挛》,也是很绝望,很愤激的.到了《小人物》,激愤淡化了,藏锋于平静、忧伤、同情和悲悯之中,深刻,有哲学追问.在《时间的面孔》里,有了暖色,有了亮光,更多的是一种平静和忧伤,同情和悲悯.教堂的存在,也隐喻着一种精神的拯救.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大的气象.时代的丑恶是我们共同的不幸,人的丑恶是我们的同类,人应该得到宽厚的怜悯.正是在这样一种悲悯之中,安黎的这部作品有了一个更高的视点,更深的思考,比如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困问题,文化的根系问题.立本为什么回来?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联系,文化的追寻.还有所谓进步和发展的问题.
王鹏程：《痉挛》是对当代生活的全面出击,官僚权力、金钱或商品化、饥饿年代和“ ”记忆、粗鄙的生活维度和人性恶等,人性的扭曲和变形,心灵的沉沦和挣扎, 的渴望和虐杀,生命的病态和荒诞等,都有揪人心魄的披露和展现.我读的时候,李亚红的遭遇,跟《罪和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的房东老太婆阿廖娜和她的妹妹丽扎韦塔一样,很无辜,都是被落后愚昧而又死气沉沉的生活杀死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是因为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导致的,李亚红的遭遇呢,则是传统文化、道德、*被革命和商品经济洗劫后的愚昧现实导致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亚虔诚信仰感召下,皈依了上帝,最后投案自首,接受“罚”,完成了救赎.中国是大家都能找到“罪”,但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接受“罚”的,如今依然如此.《痉挛》写了“罪”,是在叩问谁该“罚”的.从人生阅历和精神资源上说,安黎没有能力、没有资源完成救赎的.到了《时间的面孔》,就很清晰了.安黎的母亲信仰基督教,这种影响逐渐显著,最终影响了他的精神成长和小说叙事,你看《时间的面孔》中,不但具有教堂生活的场景,同时“我”（黑豆）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气质,具有悲天悯人的同情仁爱之心.小说极其自然地叙述灵魂污染、精神拯救等具有宗教意味的生活事件,处处闪耀着真实、真诚和思想的力量.这就将同时代的小说家远远抛在了后面.在小说精神上,安黎是现实主义者,但在小说叙事上,安黎是时髦的现代主义者.我读《小人物》,有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的感觉,作者对心灵中各种关系的敏锐觉察,对嘴尖皮厚的现实的穿透力,对集体的道貌岸然的文化幻象的洞穿力,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是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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