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晏子春秋一部记载晏婴事迹专著》：这篇晏婴事迹专著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晏子和《晏子春秋》
提到晏子,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晏子使楚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故事中的晏子集勇敢、智慧、气节于一身,为后世所敬仰.据记载,晏子名婴,字平仲,一说字仲,谥平,春秋后期齐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582 年,死于公元前500年.晏子之父晏弱,谥桓子,为齐卿.晏弱去世后,晏子承继父亲之职,出仕齐卿,先后从政凡五十六年,历事齐灵公、齐庄公和齐景公三朝,其主要政绩是在景公时.以当时齐国局势,大夫专权,田氏势强,景公以平庸之君,能维持近六十年的统治,齐国还能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完全有赖于晏子这位杰出政治家的辅佐.所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还特别为晏子写了传记（《史记·管晏列传》）.其他先秦两汉典籍如《左传》《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论衡》中也有不少关于晏子的记载.而要说专门记载晏子思想和言行的著作,则非《晏子春秋》莫属了.
书名虽为《晏子春秋》,但其作者却不是晏子本人.有些目录学著作记录此书时称“晏婴撰”,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该书自始至终对晏婴以“晏子”相称,“晏子”是后人或同时代人对晏婴的敬称,晏子不会自称“子”.而且书中又有“齐景公”之称,“景公”是谥号,史载晏子比齐景公早死十年,不可能知道景公去世后会有此称呼.更何况,书中还记有若干晏子死后之事.这些都证明该书不是晏子本人所撰写的.
其实,这是先秦时期著作的一个特点.先秦典籍的编撰成书,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由明确的一人或数人编写,然后杀青定稿,署名出版.它的形成,往往有个复杂的过程.先是有些原始记录素材,积累渐多,逐渐流传,流传中有人加以整理润色,还会不断增加或佚失,如此几经增损编订,才最终形成,因此许多典籍难以确定编撰者是很正常的.《晏子春秋》的成书,亦当如此.我国自古有史官传统,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晏子作为一代名相,其言行齐国史官必有记录,这是《晏子春秋》的材料来源之一,即齐国世代相传的历史记载和档案记录,这些都是可靠的历史资料.此外,晏子在齐国有出色的政绩,必然成为人们仰慕的对象,他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后,有好事者踵事增华,“小说家者流”添枝加叶,便形成了类似后代包拯、海瑞式的半是历史传记半是故事传说的内容,并广为流传,这便是《晏子春秋》材料的另一个来源.当然,这种材料只可以当作故事看,却难作史料信.
一般认为,到了战国时期,分别有人对这些材料进行搜集汇编,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晏子春秋》（司马迁看到的应该就是其中一个或几个版本）.学者蒋伯潜说：“此书非晏子自著,乃后人采其行事,记其言论,纂辑而成,其成书实在战国之世.”应该是中肯的论断.但这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书”.西汉成帝时,刘向奉旨对当时皇家内府的藏书进行整理.他将能够见到的各种版本的《晏子春秋》加以编校,定名为《晏子》,后世更名为《晏子春秋》.如此,《晏子春秋》才算正式“成书”,并成为今天的通行本.全书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内篇六卷,即刘向所谓“合于六经之义”者,包括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篇两卷,即刘向所谓“又有重复,文辞颇异”者和“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
应该说,《晏子春秋》一书以春秋时代齐国晏婴的生平事迹为依据,又辑缀了有关他逸闻轶事的大量民间传说,从而记载了人们心目中的晏子的思想言行,塑造了晏子这位正直贤明、堪称楷模的杰出政治家的形象.
《晏子春秋》的艺术特色
《晏子春秋》的体裁既不同于《论语》的语录体,也不完全同于《左传》《国语》等历史散文和《孟子》《荀子》等诸子散文,而是以对答记言为主,佐以动作、形象描写,这种以文学笔法记载人物事迹的著作,在现存的先秦古籍里是很少见的.正因如此,《晏子春秋》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独具特色.
首先,此书语言简洁干净,颇能表现人物个性.以耳熟能详的“晏子使楚”一段为例,晏子到楚国后,楚王蓄意戏弄他,“指盗为齐人”,然后“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不难想象,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场面.对此,晏婴没有表现出手足无措之态,而是以桔为例,阐明了水土是使植物变异的重要条件,接着话锋一转,用同理相推的方法,得出了“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的结论.这种以守为攻、寓理于事的谈话方式,使晏婴的机敏跃然纸上.
其次,此书描写人物动作生动鲜明,着意勾勒人物性格.书中说齐景公在泰山上饮酒,喝得半醉,眺望齐国的大好河山,因感伤人生短暂,便“泣数行而下”；而晏子此刻却“仰天而大笑”,这使得景公大怒.晏婴则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阐述了生死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最后反问道：如果先王不死,您哪能有齐国?寥寥数语便将景公及晏婴的形象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来,可谓传神之笔.这种写法,用笔虽简洁,却将人物性格鲜明地体现出来,这对后世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此外,书中还大量地运用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如形容晏婴穷用了“堂下生寥茬,门外生荆棘”,描写临淄的繁荣用了“张袂成阴,挥汗成雨”,又如把危害社稷的人比为“社鼠猛狗”,把表里不一的作法比喻成“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有些成为流传至今的成语和典故.
可以说,《晏子春秋》一书已具有人物传记的雏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它是“传记之祖”,有学者则认为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这种以人物为主的专书,以及突出人物个性的写法,对司马迁创作纪传体史书——《史记》也有着很大影响.
《晏子春秋》的现代价值
首先,《晏子春秋》强调了实行德政的必要性.书中多处提到“德”字,“德”成为该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晏婴本人就是“盛德”之人,齐景公就曾赞叹说：“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维有德.”（《内篇谏上第十五》）晏婴认为仅仅靠勇力是不可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如果一味地尚勇好斗甚至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只有修德,实行德政,才能使天下归附.于是他强调：“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诸侯戴之,以为君长,百姓归之,以为父母.”（《内篇谏上第十四》）周文王之所以取得天下, 就是因为有德：“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灭暴不以顺纣等是以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国而不弱也.”（《内篇问上第二十三》）齐桓公和管仲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也是因为实行德政的缘故：“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义高诸侯,德备百姓.”（《内篇杂下第二十八》）而齐景公如果不实行德政,想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业是不可能的.那么,德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在晏子看来,就是“任贤爱民”,即“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内篇问上第十七》）.“其政任贤”就是任用贤能之人为官,以便管理国家、安顿百姓；“其行爱民”就是以民为本,减轻赋税,减少劳役,晏婴甚至指出为政者最好的德行就是爱民、乐民,可见他已经充分认识到民心向背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这也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对当今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不无借鉴.
晏婴事迹专著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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