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华裔和非裔美国女性文学文化书写特质比较》：本文关于女性文学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通过汤亭亭和莫里森主要作品文化书写的比较分析,发现以两人为代表的华裔和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在文化书写维度上有其各自的特质,也可从中探寻到华裔和非裔美国女性作家文化书写的共性,即她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守望自己的族裔文化的同时也实践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
关键词：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汤亭亭；莫里森；文化书写特质比较；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9—0139—03
引言
在美国文学殿堂中,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曾经被打上了边缘文学的另类标签,长期被排斥于传统文学史之外.在“百家争鸣”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受后学理论多元性、推崇边缘和解构主义等思想的影响,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逐渐崭露头角.在美国华裔作家中,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一出版即荣获当年国家图书评论家奖,汤亭亭凭借其在美国一举成名,第二部作品《中国佬》（China Men）和第三部作品《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也分获国家图书奖、国家书评界奖和西部国际笔会奖.美国文学专家张子清先生赞誉这三本小说“艺术地建立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传统”.[1]汤亭亭当之无愧是美国华裔文学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则是当代美国非裔文学的最杰出代表.她的主要作品《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秀拉》（Sula）、《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柏油娃》（Tar Baby）、《宠儿》（Beloved）、《爵士乐》（Jazz）、《乐园》（Paradise）均获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黑人女性得主.虽然我国学术界对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和非裔女性文学关注度极高,但单凭对美国华裔女作家或黑人女作家及作品的单方纵向研究并不能窥见“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全貌,横向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方能对“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发展有较为宏观的把握.笔者将从文化书写这一维度,以美国华裔女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汤亭亭和美国非裔女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托妮·莫里森的主要文学作品为例,比较华裔和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文化书写特质.
一、汤亭亭批判性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书写特质
亚裔美国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赵建秀曾痛斥汤亭亭误读误用中国经典和传说,已失去了华裔族性,但实际上汤亭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在创作中自如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恰到好处地服务于文学叙事的需求.首先,她不仅继承运用了中国旧式章回体小说的叙事结构,而且还有自己的再创造.例如,《女勇士》由五个既可独立成章,又浑然一体的部分组成.这种叙事结构脱胎于中国旧式章回体小说,如《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中每一回是整部小说的一个章节,环环相扣；而同时又有自己完全的篇章结构、特定的人物设置、完整的故事情节,可独立成篇.而在创作《中国佬》时,她却在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篇章结构组织上有自己颇有深意的创新.全书十八章,长短章节相嵌,主次故事交叉.以“鬼伴”和“檀香山的曾祖父”一长一短并置的两章例析,前者是类似章回体小说的引子或楔子的短章节,叙述了一个年轻人被在野外避雨时遇见的女鬼引诱,献出自己所有的鬼故事,极富聊斋意趣.后者讲曾祖父被工头蛊惑,漂洋过海来到檀香山,没有得到希望中的荣华富贵,而是不得不终日在甘蔗园出卖苦力.两个章节貌似毫无关联,但结合长章节的主旨,短章节却被赋予了一般鬼故事之外特定的寓意,隐喻檀香山工头的虚假的合同和吹嘘的美国的富足如同女鬼臆造的幻象,而以曾祖父为代表的华人就如那个年轻人一样被幻象所迷惑,不但一无所获最终还被榨干了劳动价值.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中,楔子或引子应是后面主要章节的前言,汤亭亭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后面主要章节来深化诠释短章节.这样的布局谋篇在表面上继承章回体小说写作格局的同时,重整了章回体小说的叙事范式,是汤亭亭创造性传承中国文化的有力例证之一.
此外,汤亭亭更善于在创作中通过改编中国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来实现自己的文学诉求.《女勇士》中的“白虎山学道”一章就糅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木兰和岳飞的形象塑造了一个雌雄同体的“女勇士”形象；而“羌笛野曲”则是取材于西汉女诗人蔡琰的故事,在其基础上把蔡琰加工成另一个文武双全的“女勇士”形象.在《中国佬》中汤亭亭还巧妙地把经她改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和中外神话传说或名著片段交织呈现,辅助叙事的进展,例如她把《镜花缘》中唐敖的故事、屈原的故事、希腊神话中迈达斯的故事、鲁宾逊的故事等创造性地再现于她的文本中.她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则通过笔下的人物毫不留情地批判驳斥.比如《女勇士》的主人公“我”的言行就表达了她对中国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反叛,“我”一听到“宁养呆鹅不养女仔”[2]等重男轻女的话时就哭闹不休；“我坚决不做饭”[2]；“我再也不拿A了”[2],因为学好功课被认为是给未来的公婆脸上增光；“我”解放了被恶霸 的小脚妇女后回到婆家平静地生活.这些创作上的变形说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通过她的再加工让“中国文化因子在新的文化土壤中获得了嫁接和再生的机遇,在和异质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色彩斑斓的艺术魅力”.[3]
二、莫里森文化书写的“双声”特质
和汤亭亭相比,莫里森作品在文化书写上具有更明显的“双声”特征.一方面,莫里森是在白人传统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在学习、接受、模仿、借用白人语言和文化方面,她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甚至有评论家指出她的文学创作有白人精神之父福克纳和白人精神之母伍尔夫,评述她继承了两者的文学传统：“影响其实来自两位塑造了她叙述敏感性的主要前驱威廉·福克纳和维吉尼亚·伍尔夫.这不是隐喻问题或摹仿问题,而是风格、思维方式、情调、叙述节奏以及模拟方式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都源自福克纳和伍尔夫——莫里森艺术的父亲和母亲.”[4]由于这种深刻的影响,莫里森善于把白人文化精髓巧妙地嫁接到自己的作品中.例如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采用古希腊神话的模式安排故事的情节.主人公密克曼·戴德在人生历程中不同时期的表现都可在古希腊神话中找到影射的原型：摩西·阿瑟王、普罗米修斯、阿底里斯、奥得修斯.她又用圣经里的名字来命名书中的部分角色,比如彼拉得和所罗门.同时,她的作品里也经常表述被白人文化价值内化的黑人女性对白人和白人文化的崇敬和向往.金发碧眼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白人的典型外貌特征,《所罗门之歌》中的黑格希望拥有一头金发,而《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她们对白人外形的欣赏和渴慕反映的是其内心被白人主流文化影响的价值观.白人文化对《秀拉》中的女主人公和《柏油娃》中的雅丹的影响更彻底,她们甚至以白人文化为荣,厌恶排斥自己本民族的黑人文化传统.再者,一反一般黑人作家多把白人塑造成反派角色的惯例,她文本中的白人形象多被塑造得正面高尚.譬如,在《宠儿》中,赛斯在逃离途中靠白人女孩丹芙的救助才得以保全性命并生下小女儿,小女儿的名字就取自这个白人救命恩人；女儿丹芙长大后,又在友善的白人鲍德温兄妹的接纳和帮助下才逐渐摆脱了深陷忏悔之中几近崩溃的母亲留给她的阴影,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通过这样的书写,莫里森表述了白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充当的是黑人救世主的角色,从中也反映出她对白人的发自内心的接纳.
女性文学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华裔和非裔美国女性文学文化书写特质比较为关于女性文学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女性文学的特点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