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重构企业家精神和信仰》：这篇信仰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说,要培养中国‘企业家精神’,政府必须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供给日益充裕”,资本不再是稀缺的生产要素了,其重要性在逐渐下降.与此同时,拥有技术或者管理能力的人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在人力资本中,“企业家”是重中之重,因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是企业,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这一概念的演变,形象表明了“企业家”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家”最初的含义是冒险的逐利者,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将“企业家”这一术语首次引入经济学理论；1803年,萨伊赋予企业家以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协调者”的角色；1848年,穆勒认为“企业家”承担着“协调者”“中间商”“创新者”和“不确定性承担者”诸角色,且可以在诸角色之间权变选择.
随着企业家地位的提高,人们归纳企业家具有的特质,称之为“企业家精神”,比如诚实、理性、正直、独立、公正、创造力和自豪感等.而在企业家的所有特质中,最核心的是创新,最基本的则是诚信.
制度、宗教培育“有信仰的资本”
回顾西方文明的复兴,“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企业家诚信,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而企业家诚信的形成,也非无源之水.一方面,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宗教信仰使得人们在追逐经济利益时,比较注重手段的正当性,形成所谓的“道德经济”.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各种行会,都是出于宗教目的而建立.有些行会或商人同业公会,干脆称作“慈善会”,最著名的如图尔内的圣克里斯托夫慈善会等,资产者几乎都是行会会员.在13世纪,对圣体崇拜的发展促进了行会组织的蓬勃兴起,大部分行会完全是为圣体圣事而组成的.资产者、商人和手工匠人组织在一起,是“为了发展、提倡和崇敬祭台的圣体”.在宗教生活渗透到方方面面的中世纪,在到处弥漫着宗教精神的氛围中,可鄙的斤斤计较和精明算计是没有立锥之地的——明目张胆的剥削行为就更不用说了.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对此有过一段精辟的评论：“中世纪的经济等无愧于它同时代的教堂.它使资产者廉价地得到了生活上的好处.它无情地打击各种营私舞弊行为,使劳动者免遭受竞争和剥削,规定了劳动者的工作和工资,关心他的卫生条件,开创了学徒制度,禁止雇用妇女和儿童.”这或许可以作为欧洲中世纪“道德经济”的一个注脚.
另一方面,企业家诚信的养成,除了宗教因素外,还与相对开放、公平的社会制度有关.具有相对独立人格的商人,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获得成功,这种可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可预期的成功机会,也会促成企业家通过诚实劳动实现自我.“斯迈尔斯神话”表明,工业革命在英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有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机制.“斯迈尔斯神话”与“美国梦”类似,认為英国早期的工业家们大多是靠自我奋斗成功的“自我塑造之人”：他们大多“出身卑微,生长在普通甚至是贫穷的家庭,作为工资劳动者开始其职业生涯,通过自学获得必要的知识；他们大多工作勤奋、生活节俭、品格高尚,有些人还具有发明创造才能；他们创办企业,从小打小闹开始,最终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并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尽管实证研究表明,新生的工厂主、企业家集团,大多来自在社会中处境较佳、占有社会资源优势的群体.但这与“斯迈尔斯神话”并不矛盾,家庭出身等先天条件在个人成功中具有加成作用,这在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关键在于不能人为地阻塞阶层垂直流动的通道,保障下层社会也有机会通过努力实现梦想.在这方面,英国恰好具有这样一种机制：英国较早地发展了一种以“土地贵族一中等阶级一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存在着日益增大的层次复杂的中间阶层,社会各阶层或阶级间的界线较模糊,各阶层之间没有刚性的制度性差别,唯一的区别是占有财富的多寡.各阶层都不是封闭的群体,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在社会阶层的阶梯上攀爬上升,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充满进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业革命与企业家集团的兴起仅仅是这个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个例证和延续.18世纪前后欧洲不同国家有着截然相反的财富获取方式.法国和普鲁士的法院、政府、军队,更能吸引才能人士加盟,但在英国,司法和公共部门多由*者担任,年轻人更可能通过商业、工业或金融业创造财富,这其中的少部分人最终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经济精英.凡勃伦在其名著《企业论》中指出：有远见的企业家非常重视包括诚信在内的商誉.而社会阶层流动的公平机制,则是促使企业家“有远见”或者说追求长期利益的重要原因.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英国的成功主要是对外掠夺与对内剥削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不能解释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成功.历史上依赖对外掠夺、对内剥削的国家很多,但并未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勿庸讳言,对外掠夺与对内剥削加速了英国的成功,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其它因素.
英国学者伊恩?布兰德尼在其《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一书中,通过介绍10位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指出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在培养“企业家精神”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企业家“都深深地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所激励,他们做事有条理、有规律；生活节俭,在工作上不懈地努力和自我提升；在生活方面又是自律和自我节制的榜样.其中七位是彻头彻尾的禁酒主义者,另外三位只是偶尔喝一点.他们毫无例外地早睡早起,选择有益于健康令人奋发的独特体能锻炼——很多人喜欢在早上洗冷水澡,而不愿意参加抽烟、*、晚宴、跳舞等颓废的娱乐消遣活动.虽然这些企业家们常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但他们却不是乏味的人.他们反对缺乏快乐的单调生活,鼓励人有开明的思想,培养人们对艺术和政治运动的浓厚兴趣.他们充满温情,富于同情心,坚定地要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不但是物质上,也包括文化、社交、道德等方面的提升.”
19世纪末,英国的优势逐渐丧失,这是英国不能与时俱进的结果.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但是,英国的优势是一种比较优势,即在当时是比较公平的,也给了底层向高层转变的通道.但这种相对优势,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被其它国家超越.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这一时期的英国说成是“两个民族”的国家,并深深担忧：“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在“光荣革命”后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当时,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信仰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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