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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两位年轻人沃克·埃文斯和詹姆斯·阿吉受命前往阿拉巴马州,去记录农村佃农的贫困生活.1936年夏,沃克·埃文斯获准暂离政务,投身于另一项目.该项目虽非由仓促设立的政府部门“农场安全管理局”（FSA）发起,但却完全符合其使命.《财富》杂志将聘用埃文斯,为期二十年,计划让他主要撰写美国南部棉农仅靠劳动难以维持生计、捉襟见肘的生活.那里的佃农受大萧条的冲击尤为严重,不得不上交大多的收成.这些人自然是“农场安全管理局”项目的目标群体之一,在知名杂志上发表有关这些人的境况报告似乎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而埃文斯的离职也是有条件的：即他的工作成果——摄影底片必须由“农场安全管理局”存档.《财富》杂志委托作家詹姆斯·阿吉撰文,于是他们二人动身去了阿拉巴马州.“农场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对其工作地区自是稔熟,多数人都像阿吉一样后来选择回到故土.
这两人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但先前预期的简短新闻稿从未发表.因为两人斗胆合作的文图和《财富》杂志的初衷不符,结果是有了一部长篇书稿,名为《让我们赞美名人》.该书手稿于1938年由阿吉完成,并于1941年出版.然而时过境迁,“新政”改革和二战让佃农生活已不再是热门话题,该书初版即告失败.直到1960年出了新版,该书方才成为一代人寻求替代积极消费社会价值观念的流行读本.对詹姆斯·阿吉和日俱增的崇拜（他于1955年离世）也推动了该书后来被广泛认可.该书的特别之处在于让为人妇和为人母的乡村妇女看到了全新的自我.面对全球金融崩溃的残酷现实,远离决定其命运的全球权利中心,阿拉巴马州的乡村妇女,挺过了大萧条时期的贫困和剥削幸存了下来.
时至21世纪,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再也不能忽视芭芭拉·埃伦赖希在《全球女性》一书中所提及的“令人痛苦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女性传统角色的全球化,”她写道：“对任何关心性别和经济不平等现象的人都提出了重要挑战”.《全球女性》一书中关于泰国性工作者、香港菲佣和美国受剥削女佣的章节触碰到了女权主义胜利和世界全球化的软肋.该书的编著者通过全球底层群体的隐秘生活和工作,聚焦有第一世界特权的垃圾.米歇尔·福柯等理论家也剑指空间的相关性和我们所处的全球网络.在其关于“异托邦”的著作中,福柯探讨了现代性的诸多隐秘层面,远离权力中心剩余空间的弱势群体构成了西方双职业家庭和中产阶级经济.贫困移民和雇主之间的亲密映射出早期被女权主义者颠覆了的传统性别角色：“第一世界扮演的角色是传统旧式家庭中的男性——有权养尊处优,不下厨,不洗衣,甚至连袜子都找不到.贫穷国家的角色则如传统家庭中的女性——忍辱负重,养儿育女,没有自我”.但阿吉和埃文斯以及《全球女性》的编著者却在被全球化忽视的地域中开展起了文化人种研究.居住或怀念这些地域的男男女女以自己的虚构回写过往,他们在本地和全球的出版商和读者中找到了知音,由此引发了对性别讨论的转变.贾平凹使读者窥到了中国偏远村庄男男女女的生活,而哈金和李翊云则分别叙述的是中国和美国的性别经历.
对于阶级和性别传统的广泛挑战始于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富裕环境中,性别讨论迅速取代了阶级论争.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北美和欧洲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但女性的收入却远低于丈夫、男友、兄弟和父亲.郊区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有一种奇怪而莫名的不满.在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贝蒂·弗里丹对此进行了分析,书中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揭露点燃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弗里丹认为,女性不得不依靠婚姻和孩子来定位自己的身份和生活,她鼓动女性要找到自由和成功之路,莫要一味受父权规范和传统的约束.草根阶层创造的女性房产、女子博览会、女子公社和觉醒组织等帮助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是有限的.女权主义者颁布一系列反抗性别压迫的对策,包括大规模 、 选美、公开焚烧胸罩和对学术经典的修正等活动.避孕药的问世帮助年轻女性对自我身份的想象超越了贤妻良母的窠臼,也是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和性革命的因素之一.
女性角色與观点的剧烈变化在文学和文化文本中亦得以呈现,女权主义作家和活动家 现存性别角色的畅销书有波士顿妇女健康丛书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1971年出版）和埃里卡·琼的《惧怕飞行》（1973年出版）.这两部女权主义经典之作有力地推动了把庆祝女性身体和自由的理念出口到欧洲.在法国,受精神分析影响的女权主义者如茱莉亚·克里斯蒂娃、露丝·伊利格瑞和埃莱娜·西苏等在理论上形成一种新的语言,旨在颠覆以男性 为中心的语言封闭性来阐明女性的身体和经历.西苏还将女性的性别和边缘性和“黑暗大陆”非洲联系在一起.在其颇有影响的《美杜莎的笑声》（1975年）一文中,西苏将自身和黑色联合：“我们这文化中被压迫的,我们可爱的嘴巴塞满花粉,风将我们吹倒,我们是迷宫,是梯子,是被践踏的空间,是一群人——我们黑,我们美”.西苏逃到非洲,虽然这一目的地已含蓄地表明她和殖民传统的契合,但那儿不同于西方的实践展开得更好.像19世纪的探险家一样,西苏来到了一个黑暗大陆,这儿是西方文明的他者.通过对其诸多恐怖的观察,以自己的殖民来颠覆传统的性别结构.她将欧洲和非洲相联系的举措也使人想起米歇尔·福柯在其演讲《论他者空间》中提出的空间相关性理论.
福柯在这篇演讲中提出地域受密切关系和人际网络界定.在强调一地和另一地的关系时,福柯进一步谈到了其称之为“乌托邦”和“异托邦”的地方.如西苏笔下的“非洲”、“乌托邦”和社会现实相互作用,但“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呈现社会本身,亦或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乌托邦本质上还是虚幻空间”.而福柯的“异托邦”则作为现实和“乌托邦”之间化解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阈限空间而存在.福柯勾勒的地方是镜中空间,像乌托邦一般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但仍具有其物质形式.他所谈及的“异托邦”隐藏在镜子的后面,在社会和心理结构的缝隙之间.这些“异托邦”之地在生产领域的边缘和在没有权力的地方发芽.安德烈（André Ourednik）解释说福柯的“异托邦”指的地方是“住在那儿的人不是在社会之外,就已不再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已故）,或进一步说是自愿地处边缘,以便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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