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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梳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精英政治体制在教育、文化、政治、经济、金融、体育、宗教及日常生活等领域的种种败迹,借助包括次贷危机、房市泡沫、华尔街丑闻、社会运动、媒体事件等勾勒出美国的最新样貌,堪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美国社会/政治史”.
比任何时候更动荡不安
精英主义思维导致了这一切
1999年至2010年,这个已经习惯于伟大和发达的国家不得不让自己适应它那踟蹰不前的经济.这十年,以计入通胀后的收入看,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下跌了7%,大多数美国人比近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动荡不安.层出不穷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这个国家“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而那种认为今天的年轻人会比他们父辈生活得更好的乐观主义情绪,已然降到了1980年代初民调开始问这个问题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铺天盖地的幻灭感,通常显现在那些狭隘的新闻报道上,它会影响总统的支持率,有些政党会从中获益,有些则深受其害.美国的诸多问题,大多数人要么认为是与自己意识形态对立的一些人看好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要么当成種种政治无能的产物.
但是,过去十年间反映出来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无能,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支柱性体制,几乎全都出了问题.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旷日持久而又折磨人的经济困顿,只是精英治国失败、近来不断爆发的腐败和无能的最新例证而已.
究其原因,是这三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已经造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秩序,同时也造就了一群不去改变这种现象,反而令体系失效、腐败丛生的精英.但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我们理解的精英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承认自己关于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最根本想法和共同信念完全是精英主义的,而且已然同意让某个阶层的人来替我们作决定,只要我们找对了人,接下来一切就会顺顺利利了.
要从权威危机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我们不得不重建我们的政治体系,给它一个崭新的面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安德鲁·史密斯,在2011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告诉我,这个运动无关“左右,而是上下”.在一片锣鼓声、叫喊声和反复念叨“我们！是！那99%！”的口号声中,他凑近时我说：“我想这对有些人来说会非常可怕.”
超越左右政见分歧并不只是一个口号.那些主张实施最深层结构性体制改革的人都坚决认为,不应再以传统的标准去划分左右.正如精英政治的失败殃及了一些看似与此无关的受害者—因麦道夫庞氏骗局而破产的棕榈滩退休人士,因母亲的住房断供被银行收回而无家可归的孩子.你会发现,在那些与精英政治失败有关的案例中,左派与*的差异并不比我所谓的造反派和制度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更明显.
保罗·克鲁格曼和戴维·布鲁克斯
造反派和制度主义者的交锋
保罗·克鲁格曼就是个典型的造反派.此人曾坚定地相信精英的能力,并捍卫新自由主义的专家治国论,反对把国家交给普通人去治理.如今连他都开始相信统治这个国家的精英一定出了大问题.过去十年呈现出的败象使克鲁格曼对精英论产生了极大怀疑,并讽刺仍持精英论的人“非常严肃”.现在,他常赞许地引用像激进作家娜奥米·克莱恩的观点,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造反派不仅认为我们现有的机构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已经基本崩坏,而且相信让这些精英变得有责任感的唯一方法就是迫使他们放弃自身的权力.造反派把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直线下降看作是一件好事,当然前提是它能激发社会发生必要的动荡和变革.造反派想要人们对美国一些大机构的行为加以反思—政府、企业,还有文明社会.
站在造反派对面的是制度主义者,他们把权威受到侵蚀和公众信任的不断下降视为可怕的趋势.制度主义者害怕生活在没有核心权威的社会中,担心它随时会崩坍而落入暴民之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是经常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制度主义倡导者,还在2009年阐述了后者的愿景.
许多像布鲁克斯这样在我们的支柱性机构身居令人艳羡职位的人—从大学校长到CEO—都具有制度主义者气质.美国参议院两党几乎人人都是制度主义者.即将退休的康涅狄格州*党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在其告别演讲中谴责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美国人对政客的不信任,为参议员彼此不信任、贬低参议院、从政策制定过程中脱身提供了借口”.他说,他希望这些人能经受住这种考验,转而正视参议院自身的独特职能.而这些职能,恰恰是批评家认为参议院不可能自我调整的问题所在.
从多德对其所在机构的辩护中可以看出,很多制度主义者坚信那些处于权力核心的人所付出的辛劳与他们收获的信任不成比例.2011年达沃斯论坛期间,尽管克林顿婉转承认了精英的失败,但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还是为那些被愤怒民众攻击的银行家做了辩护.“我认为像这样不停叫嚣着反对银行家—对人们来说,真的既无益又不公平,”在此次论坛某个环节的发言中,他如此说道,“在我看来,大家不该再这样下去了.”
归根结底,无论你站在哪一边,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当前的支柱性机构和统治阶层是何等糟糕.应该在边边角角做些改革,还是必须大刀阔斧地整顿,甚至完全*重建呢?
永久改变了美国社会的1960年代
也带来了“才能上的贵族制”
奥巴马说的话让人觉得他好像站在大刀阔斧整顿这一边,做的事却像相信只在边边角角做些改革即可的人.这正是为什么他在任期间让这么多人沮丧的问题所在：竞选时扮演造反派,执政时却变成制度主义者.他任期内最具悲剧性的反讽是：他的当选标志着1960年代以来精英政治的最高成就,但在那一刻,这个体系开始内爆.
同样的社会秩序既创造了神奇的大选之夜,也导致了现在的危机.这个故事始于上一次的权威危机,其标志是称为“1960年代”的长期社会动荡.当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平等达到了一个高点.工会非常强大,工资稳步上升,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要素—医疗保险、住房和高等教育—是美国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广的.
黄昏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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