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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关键词〕 江藩；汉学师承记；清代学术；乾嘉考据学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2-0067-05
《汉学师承记》原名《国朝汉学师承记》,今天诸版本皆删“国朝”二字,清江藩撰.全书共《记》八卷,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一卷.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原籍安徽旌德,后迁至江苏甘泉（江苏扬州）.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终年71岁.一生未获功名,虽颠沛流离,却好学不倦,著述颇丰.曾先后师从皆为惠栋弟子的余萧客、江声.江藩淹贯经史,博通群籍,于经学、史学、辞章、考据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于嘉庆十五年（1810）始撰《汉学师承记》,十七年成稿,二十三年得两广总督阮元的资助刊行.
全书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汇编了自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下迄嘉庆时期尚健在的顾广圻、刘逢禄、王引之、王念孙等人,构建了清代经学研究者的学术师承、渊源、成就的大体框架；在《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对六经传承谱系进行梳理,远绍汉世儒林,近承清代汉学.此书是一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如阮元所云“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1]（1）
一
此书是江藩晚年的一部著作,“多取材于当时诸家碑状传记,删汰剪裁,错讹丛出”.①故有注家多人对其纠谬驳正.在书撰成之后,后世学者对其多持批评意见,主要在于江藩以“汉学”作为书名,心存轩轾,扬汉抑宋,谨守门户.如同时代的龚自珍对此就有异议,曾遗书以为书名不妥,主张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并举出十个理由,强调“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①江藩却固执己见,没有接受龚的意见,②今人张舜徽也说：“始乾嘉诸经师宗尚古注,精研许、郑,亦特以求是而已,初未尝树一汉学之帜以炫异于世也.其标立名义,且述为专书以张之者,则自藩始.”③后世学者对此也多有评议.另外,《汉学师承记》的出现也使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明朗化,尤其是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与江藩针锋相对,并借此对汉学派学者大张挞伐.
实际上这些只是皮相之见,从江藩所撰全书的特点来看,他采用了寓作于编的方式,其编撰用意并不尽在此,在他为《汉学师承记》所做的自序中有所表露,亦即他对满清统治下文化学术的繁荣持深深的肯定和认同.在序中他认为三代礼乐兴隆,一坏于秦之焚书,而复振于汉；再坏于晋之清谈,唐虽有所成绩,但也是“弃尊彝而宝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砾”,而“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说诡言,乱经非圣,迨有甚焉”,总而言之,在江藩看来,清朝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鼎盛时期,如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卷首中所言：
明象数制度之原,声音诂训之学,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
江藩在极力贬低宋明道学使得圣人之道衰微的同时,却盛赞清代尤其乾隆年间为儒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吴派、皖派的学术领袖三惠、戴震及其弟子们.这种表彰,其实蕴含着一种深意：一方面藉此来推尊、标榜清代学术之昌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汉学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这种心态更是体现了江藩对清廷统治的文化认同及合法性认同.这种观念在《汉学师承记》中多有体现,如云：
我世祖章皇帝握贞符,膺图簶,拨乱反正,伐罪吊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顺治十三年,敕大学士传以渐撰《易经通注》,以《永乐大全》繁冗芜陋,刊其舛讹,补其阙漏,勒为是书,颁之学官.[1]（2）
圣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遗孽,亲征西番,戡定三番,永清六合,然万机之暇,栖身坟典,悦志艺文,阐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线九章之术,天亶睿智,典学宏深,尹古以来,所未有也.[1]（2）
高宗纯皇帝御极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则耆定十全,文德则旁敷四海,富既舆地乎侔訾,贵乃于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等我皇上诞敷文教,敦尚经术,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天下之众,向风随流,耸然兴道而迁义,家怀克让之风,人诵康哉之咏,猗欤伟欤,何其盛也.[1]（3）
惟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慕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弦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1]（4）
在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充斥着江藩对满清诸帝文治武功的鼓吹,体现出他对清廷统治的强烈认同感,就此而言,江藩异于清初以来汉族儒士大夫对满清政权的排斥或不合作.江藩的这种心态,表明了自清初以来,清朝诸帝基于道、学、政,对中原汉地统治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清代中后期有了结果.
当然,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对中原的有效统治,并赢得了江藩等汉儒的高度认同,与中原汉族儒士大夫的推动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清建国后,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就极力迎合统治者,并鼓动清帝将道统、治统合而为一,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道统与治统的合一,才能接续尧舜以来汉族内圣外王的统治理念,才能有效地统治中原汉地,才能最终赢得中原汉儒的政治认同,如其所谓：
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续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等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起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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