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汉书·地理志所述西汉置郡考实》：本文关于地理志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班固《汉志》述汉末百三郡国历史地理沿革,有其严格的书法义例；《汉志》以汉末百三郡国作为探讨秦汉郡国沿革的起点,这决定了那些虽曾设置但汉末已然不存的郡国不可能录入《汉志》之中.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了班固《汉志》书法义例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地利用班固《汉志》提供的史料进行秦汉历史地理的研究,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班固；《汉书·地理志》；郡国；郡县制度
作者简介：周群,男,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副编审,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5-0163-10
班固《汉书》开一代风气之先,于正史首辟专志以考地理.司马彪著《续汉书·郡国志》,不仅称赞班固《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而且续修其事,录光武“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1]（P3385）.由此开始,《地理志》得到了中国古代史家的高度重视,形成了代不绝书的撰著局面.
不过,虽然《汉志》地位尊崇,历来读史研史者少有质疑,但从清代全祖望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商榷,从此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至周振鹤先生而集其大成.1如在探讨高帝所增二十六郡时,他说：
班固计算增置的基础,并不是秦末的四十九个郡级政区,而是秦并天下时的三十六郡；同时,班固对各郡始置年代又考证不详,始置标准亦无一定之规,难免张冠李戴,如河间守已见《史记·功臣表》,故可肯定河间郡高帝时已有,但河间国下班注却作“文帝二年别为国”,将河间当成是文帝置.所以班固所说高帝增二十六并无道理,与实际不可能相符.[2]（P70）
以周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班固《汉志》进行了近乎全盘的否定,但笔者以为,学者们这种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并不可取,其所导致的对汉代历史的误读、误解和误判,已经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几代学者1,亟须更正.
一、班固《汉志》的书法义例
在叙述完西汉百三郡国的沿革后,班固有一番总结和概括.其曰：
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5]（P1639—1640）
班固的这番总结和概括,很显然是基于对汉末百三郡国做出的追溯和统计,也应是后人进行相关研究的逻辑起点.清人钱大昕谓,“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3]（第9册,《潜研堂文集》,P251）.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笔者认为,历来质疑班固《汉志》的学者,虽然都非常重视《汉志》有关秦汉郡国地理沿革的记述,但因为搞错了研究的逻辑起点,导致几乎无人真正在书法义例上做出正确的解读.近乎全盘否定者如周先生,已见前引；半信半疑者如辛德勇,他注意到黔中和故鄣两郡在秦始皇所设三十六郡之中2,但都不见于《汉志》的本注,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引起后世学者对秦始皇三十六郡的看法,产生诸多歧异.由此他推测：
颇疑班固编纂《汉书·地理志》时,本有一略似后世国史地理志那样经过初步整理的档册,并已确立《汉书·地理志》所采用的叙述体例.今《汉书·地理志》叙述郡国建置沿革,时间以成帝元延、绥和之际为断,就是因为它所依据的是这种经过西汉人初步整理的资料,而不是通西汉一代的原始档案,其整理的时间,即在此一时期稍后.等由于黔中和故鄣这两郡的缺失,班固为凑足三十六郡之数,编排其郡国增衍体系,则不得不另外添加上后设的岭南三郡并将内史剔除于三十六郡之外.这虽然纯属推测,但却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汉书·地理志》中所谓“秦三十六郡”的由来.[4]（P51—52、56）
笔者以为,学界对班固《汉志》的曲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班固所谓“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并不置疑,但在其所指具体郡国上却存在争议；其二,怀疑班固所谓“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的说法,并进而试图“复原”西汉郡国的真实增置数目.正是鉴于学界对班固《汉志》的以上曲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探讨西汉郡国沿革前,对班固《汉志》的书法义例做一次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以下笔者试为解析班固《汉志》的书法义例：
第一,班固《汉志》在追溯西汉百三郡国沿革时,将秦和西汉作为两个时期来对待,因此凡述郡国沿革,以秦统一为断,而不及先秦有关郡的设置.班固所谓“秦置”、“故秦某某”和“秦郡”等实例可为说明.有学者认为“故齐”、“故梁”、“故楚”、“故赵”和“故淮南”等皆指战国诸侯,笔者以为误甚.钱大昕对此曾有论述.他说：
此《志》首云：“汉兴,承秦制度.”故述郡名,断自秦始.如云中、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以《匈奴传》考之,乃战国燕、赵所置也,而《志》皆云秦置,盖以秦之三十六郡为断,非与彼传相矛盾也.[3]（第9册,《潜研堂文集》卷16,P251）
第二,班固《汉志》在追溯西汉百三郡国沿革时,贯穿了汉承秦祚的理念于其中,故而对秦末诸侯所置之郡国,虽有述及,但并不将之作为一个时期进行单独统计,而是以高帝元年为断,将其别为诸侯国的年代作为始置时间,并以之统计入各帝增置郡中,“故齐”、“故梁”、“故楚”、“故赵”和“故淮南”等即属此例.如胶东国,因其为秦末诸侯所置之胶东郡,为标识其地理区位,故而称为“故齐”；又因其高帝元年别为国,故而将其统计入高帝增置郡国之中.再如河间国,因其为秦末诸侯所置之河间郡,为标识其地理区位,故而称为“故赵”；又因其至文帝二年始别为国,故而将其统计入文帝增置郡国之中.笔者之所以称“故齐”、“故梁”、“故楚”、“故赵”和“故淮南”等只是起到标识地理区位的作用,因为秦末诸侯中非必有该诸侯国.如叙庐江郡之沿革为“故淮南”,秦末诸侯中并不见,淮南国是汉初高帝四年封英布时始有之诸侯国.因此,钱大昕谓《汉志》凡称“故”者,皆据汉初而言,如故齐、故赵、故梁、故楚、故淮南,并汉初封国也.
地理志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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