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群意识建构和解构》：本文关于解构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摘 要：自从“华夏边缘论”及其相关见解出现后,对于如何重新检视传统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以及如何看待华夏这个概念便引发许多讨论.本文即希望透过中国历史上回一穆斯林人群和当代回族的例子,藉由其分布于华夏核心和边缘的特殊存在事实,及其和汉族共享文化的同质性和自身有别于汉文化的伊斯兰的异质性特色,企图和“华夏边缘论”中相关的核心概念开展出另一种异例的对话和研究模式.一方面来作为对于扩大并补充该论述的参考,同时也让回族的族群文化现象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中得到更多且重要的定位意义.
关键词：回族；边缘理论；族群性；华夏边缘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2—0009—09
一、前言：“华夏边缘”论述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反思
在当前中国少数民族研究领域中,运用新的学科整合方法和开创性的观察视野来深化研究成果,已成为必要的趋势.其中像回族这种分布广泛、文献记载有限、且田野民族志资料内容歧异性很大的族群,其当代的研究取向更是需要和这个趋势结合.自1997年王明珂在台湾出版《华夏边缘——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以下简称《华夏边缘》）一书后,其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新的研究取向,对于“华夏”这个研究中国民族主体性概念的建构和诠释意涵,提出相当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观点,同时也给“中国民族史”的传统研究视野带来很大的冲击.2003年王明珂接续出版《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羌在汉藏之间》）一书,来将《华夏边缘》中有关羌族民族志的研究论述予以深化,以更细致的学科互动观点来强化其华夏边缘史观的系统性意义.经过约十年的酝酿,2006年《华夏边缘》经局部修订后在大陆正式出版,其中虽然删除原台湾版第十一、十二章等羌族历史记忆和台湾族群经验,而补上以《近代华夏边缘再造》和《一个华夏边缘的延续和变迁》为主的新的第四部分,让大陆的史学界和民族学界更能扩大其之前便已显现的影响效应.以书评而言,大陆版未发行前似乎只有厦门大学黄向春的台湾版书评,但大陆版发行后,相关书评便出现6篇之多.
按《华夏边缘》一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所涉及的时空背景和观察案例从上古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除了部分的考古学讨论之外,其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取向,给传统“典范式民族史”概念下以文献分析所主导的族群溯源（ethno genesis）研究带来很大的冲击和修正效应,让过去一直以历史学为重心的“中国民族史”范式,必须来面对在当代学科视野检视下所显现的方法论的薄弱性及其和现况发展之间所产生的论述断裂等事实.因为就现今跨学科研究的多种视野而言,“民族”或“族群”已不再是过于抽象的概念和模糊的历史现象.且由于人类学理论对于这类系统性事实不断展现出诠释的多样性,因而也让传统民族史（或族群史）的研究方法必须有所强化并产生创新性的研究观点.在《华夏边缘》出版前,王明珂就开始批判典范式民族史中的族群溯源（或族源历史）,认为其不完全是一个族群对过去发生的事留下的记忆,它更是选择性的记忆,或有时它只是一种假历史（pseudo-history）,且相当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称的自谓的血缘群体（assumed blood ties）.他同时更进一步地提出“民族史的边缘研究”这类议题,以新兴的族群边缘（ethnic boundary）观来强调用主观的我群认同意识来取代族群溯源的不确定性④.因此,在之后更具体的《华夏边缘》一书中,王明珂挑战的是传统中国史中“华夏”这个看似核心概念的虚拟性,及其以想象性中心地缘——根基性（primordialism）意念所衍生出来的华夏观；取而代之的乃是以当代多样性的边缘——历史记忆和认同功能为基础的“华夏边缘论”.
“华夏边缘论”的研究重心较偏重于上古时期华夏意念的形成基础,并以考古学数据分析和生态资源竞的观点,藉由河湟、鄂尔多斯和西辽河流域三个边陲区域,来说明定居的华夏和游牧的非华夏人群在不同历史时期中身份和认同机制变迁的多样性.同时,作者还从周人传说和太伯奔吴的例子,来说明传统历史文本中祖源现象的假托及其运用以成为纳入华夏的重要凭借.最后,王明珂以他较为熟悉的古代羌人和川西羌族的案例,透过历史民族志和当代实证研究的结合取向,提出“华夏边缘论”研究方法论的个案模式.不可否认,王明珂希望藉由“华夏边缘论”这种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来打破传统中国史中过度强调的核心性华夏论述的不确定性,并以历史记忆和认同所形塑出来的边缘效应,来强调无论是检视历史还是观察当代现象中,研究中国的民族现象都必须面对华夏和非华夏族群意识互动下所具有的多样性意义,而这些都是典范式民族史研究中所明显欠缺的部分.
然而,“华夏边缘论”虽然开创出较为清新宽广的研究取向,但在面对华夏这个概念时,王明珂似乎一直不愿意去触碰“汉族”这个和华夏意识及其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的族群文化实体及其讨论.原本《华夏边缘》从边缘理论来探讨华夏定位的取向,无论从历史案例到当代田野都企图展现出一种由外而内的观察模式,以有别于传统华夏地缘核心的认知事实.但是若从整体的华夏论述和族群边缘的内部互动性而言,汉族这个并非虚拟性存在的事实,是既包括王明珂所关心的从边缘来界定华夏的主体本质,同时也存在着论述华夏和非华夏群体互动意义的载体现象.从族群边缘理论看来,汉族的形成及其族群性（ethnicity）内涵会比区分华夏和非华夏的表征现象更具备着工具性（instrumentalism）认同的研究意义.不过,传统汉族史研究经常会和中国史的概念难以区隔,即使是早期民族学的研究仍难跳脱人种和历史文化学的传统框架,而当代号称人类学式的宏观性观察,虽然以区域划分来作为案例呈现的整体格局,同时也企图结合当代族群理论和典范式民族史的研究取向,但仍很难看出国家力量、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等因素对于形塑汉族所产生的关键性意义@.这种不易突破的研究限制,以及涉及当代中华民族论述的复杂性,或许是《华夏边缘》不愿讨论汉族这个“华夏实体”的原因之一.但从古至今,内部族群的形成及其和国家政权的关系,乃至于近代国族主义对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塑功能,都是检视中国族群版图实体性的重要凭借.王明珂虽然认为国族主义并不是他观察中国族群现象重要的切入点,但罗丰在对《华夏边缘》书评中,仍然提到王氏的华夏边缘研究由于强调族群认同的主导性,对国家或国家权力在华夏边缘形成过程中的主动干预未予讨论.事实上,整个国家权力机器在华夏边缘形成和固化中的能动作用是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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