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祖父杨树达遗稿去哪了》：关于免费杨树达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杨树达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国学大师杨树达（1885—1956）,湖南长沙县人,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一生治学严谨,著述甚丰,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享有极高地位.在本文中,杨树达嫡孙杨逢彬（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为我们讲述了祖父遗稿的流转故事.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必须讲明,祖父主要著作中的绝大部分,在祖父生前都已经出版了.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间,是他著作出版的一个高峰期.1954年以旧历算,共出书7种（包括再版）.去世几年后出版的,有《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等.
至于祖父没有出版的重要著作,只有《文字形义学》一种（1955年写定本）.《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也是20世纪80年代才出版.
但这并不意味着祖父没有出版的著作就不多.祖父一生勤于著述,白天晚上笔耕不缀,直到去世.弥留之际发出的呐喊也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呢”.
在《楊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中,我曾提到,祖父丧事刚一办完,我们就开家庭会议,议决将祖父的藏书——有好几万册,其中不乏善本——全部捐献给祖父最后供职的湖南师范学院.但祖父还有一些遗稿存留家中.这些遗稿后来到哪儿去了?
我的记忆里,祖父的遗稿,存留在湖南长沙湘春中路36号安庄二楼楼梯口左侧的储藏室.该房间许多时候并未上锁,我进去过好几次.1965年迁往学宫街后,这些遗稿便被保管于堂屋西南角的一口大木箱内.“ ”中我翻过这个木箱,记得里头也有别的文件,如七伯父杨德豫小时候的日记,以及祖父的各种 等.这些遗稿,有两个去向：一是大约1960年年底或1961年年初,被北京中国书店工作人员于铭收购；一是八伯父于2001年去世前,移交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了.
七伯父在《〈文字形义学〉概况》一文中曾这样说：
父亲逝世以后,1960年年底或1961年年初,北京中国书店的一个工作人员来到长沙家中,将包括该稿在内的若干书稿贱价购去（当时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保姆,再无他人.母亲卧病在床,精神萎顿,因见来人持有两位学者的介绍信,遂予轻信）.中国书店后来又在北京以贱价将该稿售出.因书店售出时并未登记购买者的姓名单位,所以此稿不知流落何处,20年来踪迹杳然.
我对当时情形略有印象.大致的情形,正如七伯父所说,1960年年底或1961年年初时,祖母病卧在床.祖母出生于1894年圣诞节,当时已经66周岁.平日我在附近《新湖南》报社幼儿园全托,周六下午才被接回.其他人白天上班,所以七伯父所言“当时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保姆,再无他人”,是确实的.于铭来时,持有两位学者的介绍信,其中一位我依稀记得是马宗霍,他是祖母极为熟识的人.当时祖母住楼下西南间,我父母则住东南间,窗户朝向前花园.祖母即让人自己上楼去找.那人将遗稿装满两箩筐,雇工人挑下楼,然后拿出一摞清单,让祖母过目后签字.祖母草草看了看,便签了字.
难道是祖母穷极了,卖遗稿换钱?我以为绝对不是.祖母一生,大大咧咧,对钱财毫无概念,有钱即花,花光了事.祖父在世时,是不让祖母掌管钱财的.七伯父曾说,祖母有时钱不够花,就向在上海的银行做事收入颇丰的哥哥张家祺（迪人）要,他也就几百几百地寄来.1943年,张家祺得了一场病,当时日本人实行药品管制,得不到有效治疗,去世了.如果需要用钱,将这些遗稿出版,所得稿费,较之卖给中国书店的所得,不知要高出多少.我以为,祖母一是病中头脑昏聩,二是见到熟识学者的介绍信,也不知当时于铭说了些什么,便将这些遗稿统统托付给他了.
当时经堂叔杨伯峻先生（即杨树达的侄子）极力争取,祖父的一些遗著被列入出版计划.而家人到二楼楼梯口储藏室找寻时,一些重要遗稿却不见了.家人询问祖母,一位叫辛田的曾受科学出版社委派来长沙取遗稿,科学出版社是否退还?祖母说不清楚.后来的中国书店于铭来收购遗稿,是否列有清单,祖母是否签字,也记忆模糊.因此,当杨伯峻先生问起时,家人以为科学出版社所借遗稿没有归还,中国书店于铭收购手稿手续存在问题.杨伯峻先生据此在北京找到金灿然、齐燕铭（金是寿伯中华书局的领导；齐是祖父挚友吴承仕的学生,任教北平中国大学,祖父三十年代应吴之邀*中国大学,和齐熟识）出面说话,开始追查手稿去向.最终的结果如上述信中所述,科学社既已归还,于铭处也有清单和签字.这样,杨伯峻先生着实尴尬,出面的领导也有所抱怨.1963年4月的来信中,就有这些情绪的流露.
除了著作,祖父遗稿中的日记,恐怕是最为人所关注的了.
我曾翻检七伯父留给我的一些他和其他学者的往来书札,才知道整理出版祖父师友遗札,是由张舜徽先生最初提议的.1984年、1985年,我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当时,各通书札按什么顺序排列,是个问题.有人提出,按写信者的姓名音序排列,又有人提出按其姓名的笔画排列.七伯父提出,同一作者的书札放在一起,按写信时间排列；作者次序的排列,以每一作者第一通书札的时间先后为准.这样,从头读起来就有历史层次感.但这样排列也有困难,因为许多作者书札落款中只有月、日,没有年份.七伯父又提出,祖父保留下来的这些书札,日记中都有记载,建议我到中国科学院善本书阅览室去查.这些日记,是于铭从祖母处购得后,中科院图书馆从中国书店购买的.这样,我就有幸和这些日记朝夕相处了半个月（两次,每次一周）.
这些日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祖父1920年到北京一直到去世写的,一共51册.一部分是祖父1905年到1911年年底在日本留学时写的,只有四五册.前一部分不知何故,有两册没有被于铭购去,一册为第四十六册,是1949年年初到1950年长沙解放前后的记载；一册为第五十册,是1952—1953年高等院校“思想改造”即“洗澡”时期的记载,弥足珍贵.下面这封五伯父杨德骧给七伯父的信就谈及了这两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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