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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中国家族企业常青之路上必须逾越的“天堑”.二十多年来,我国家族企业的创业史可谓坎坷与辉煌并存,但如今江山易攻难守的现实也逐渐成为众多家族企业的难题,但是,对“外人”的多疑使得众多优秀的管理人才失去了进入家族企业决策层的机会,而这也逐渐成为家族企业继续壮大的桎梏.
信任,是中国家族企业常青之路上必须逾越的“鸿沟”.
信任是企业的稀缺资源,企业内部的信任可以降低管理成本,促使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企业与社会之间互相信任则可以使二者之间的资源互换更加充分、高效.
二十多年来,我国家族企业的创业史可谓坎坷与辉煌并存,但如今江山易攻难守的现实也逐渐成为众多家族企业的难题,但是,对“外人”的多疑使得众多优秀的管理人才失去了进入家族企业决策层的机会,而这也逐渐成为家族企业继续壮大的桎梏.企业常青,是每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但是仅仅依靠家族成员能否实现?回答是否定的.
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导致了信任的内外有别,于是,中国的家族企业就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将“外人”转化为“自己人”,然后再委以重任,但这是否是长久之计?答案仍是否定的.因此,虽然中国的文化土壤难以产生适合家族企业发展的信任机制,但是家族企业不应该放弃努力.
内外有别
“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家族概念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上的,这种对血缘、亲缘、家庭以及家族的认同,使得家内、族内的成员互相信任,并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正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然而,正当“家”与“族”昭示着一个具有难以抗拒的向心力的团体诞生时,却也在无形中促使了隔阂的产生.因为这两个简单的字眼分明表达了另外一层意思,即亲疏必分,内外有别.“家”内是一层,“家”与“族”之间是一层,而“族”外则又是一层,这种无形的区别已经一不留神把每个人周围的信任空间化分成不同的层次.即使在一个家族中,“内”与“外”也有着明显的区分,这从家族内成员之间关系的称呼中就可见一斑.同姓兄弟的孩子之间为“堂”兄弟(妹),表兄弟的“表”则给人“外”的感觉,而母系的亲戚则直接加个“外”字(例如外公、外婆).既然连家族内的成员都有内外之分,更何况真正的“外人”呢?
与这种“内外有别”对应的正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递减,而“任人唯亲”也正是对“自己人”高度信任的写照.中国人难以对外人产生信任,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甚至有人认为互不信任是中国人性格的一大特点.
学者韦伯更是对中西方的信任文化进行了理论性的概括,他指出了两种信任方式：即特殊信任(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和普遍信任(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并认为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中国人只信赖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其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信任,这与基督教文明中人们普遍的信任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美籍日本学者福山更加直接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信任度低的国家,社会资本以重视家族传统为核心,家族之内的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度很高,但对家族外的人们信任度低.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不是以社团为中心,而是以家族传统为中心的社会.
于是,信任的内外之别在中国的家族企业中也同样存在,绝大多数家族企业的高层人员均是家族内的成员,而家族以外的成员很难有机会进入,这是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在家族企业中的映射.
将“外人”变为“自己人”
“自己人”毕竟数量有限,而“外人”又不敢轻易委任.人们不禁要问,家族以外的成员就不可信吗?
“家鸡被打团团转,野鸡被打满天飞.” 中国的一句俗语虽不能给出正面的回答,却足以表明家族内外信任有别的缘由.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力,它们带来的忠诚使得家族内的协调即使在出现矛盾的时候,也会相对容易化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现象也不可忽视,当家族利益与外界利益相冲突时,保护家族利益似乎就成了天经地义,因为“胳臂肘”是决不能“向外拐”的.
曾经关注过家族企业的学者彭泗清曾经撰写过《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一文,其中对“外人不信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起点上的不信任,即因为不了解、不能确定可信程度而不盲目地信任:第二种是永远的不信任,即信任只存在与自家人的范围之内,对外人有一种无法填补的隔阂、甚至敌意.前者是不轻信,这在西方社会也是提倡的,而且它是可以通过交流而改变的；后者确实是断绝了所有的对外合作之路.
那么,中国人对“外人”是选择了起点上的不信任,还是永远的不信任呢?二者似乎都不是绝对的答案.关键是,作为家族企业的老板与所聘用的“外人”之间,如何架起一座信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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