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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豆论文范文资料 与关于中山大学学生刊物红豆故事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红豆范文 科目:专科论文 2024-03-08

《关于中山大学学生刊物红豆故事》:本文是一篇关于红豆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问:请问中山大学的《红豆》是如何成为《这一代》创刊团队之一的?

答: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刊物《红豆》创办于1979年春,同时创立“钟楼文学社”,由王培楠任社长,我任《红豆》主编.《红豆》在1978年底酝酿创刊期间,在当时整个社会政治解冻、思想解放的大环境、大气候之下,由于神通广大的北京同学联络到时在广州养病的周扬的亲笔题词:“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南国文艺一如红豆累累盈枝,以副人民的想望.”所以《红豆》的创刊得到了系领导和教授们的鼎力支持.系里从本来就不多的教育经费里批给《红豆》创刊起动资金(记得是人民币五百或七百元,在当时是不算少的一笔钱),所以,《红豆》从一创刊,就是当时全国大学生刊物里仅有的一本以铅字印刷、装帧漂亮的“很像样的杂志”.当然,更由于广东是改革开放开风气之先的前沿阵地,《红豆》从创刊开始就一直表现得风格泼辣新锐,从栏目设置、诗文的选题、搭配都显得有板有眼,每期都有几篇质量上乘的有分量的稿子(如后来具有全国影响的小说《黑海潮》等),她的“接近专业水平”(这也是被后来很多研究者提及的话题)的办刊质量,在当时就吸引了很多外地作者的来稿并刊登过外校学生的稿件(如,北大黄子平等人的诗歌).同时,在保持刊物风格敢言、锋锐的前提下,我们也注意小心把握维持一定的言述分寸感.所以,在当时全国大学生刊物的一片青嫩、火辣之气中,《红豆》是很有一种稳扎稳打的“老成持重感”的,能一直维持住在“一吐为快”(这是《红豆》一个栏目名)和“步步为营”之间的平衡.1979恰好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红豆》创刊伊始,在中大校园内主持了几场大的文学和文化活动(比如举办当时围绕“歌德派”-“缺德派”争论的“伤痕文学”讨论,又如主持全校第一场公开的男女合跳的大型舞会等等),所以很快就引起了全校师生的瞩目关注和获得很多的支持.每次《红豆》出刊,那种全系同学(主要是77、78、79三个年级)动员组队,组成发售小组到广州北京路、解放北路、东山口、天字码头等交通繁华地点高声叫卖《红豆》,成为当时广州街头的一大景观,也是同学们多少年后一直津津乐道的有趣记忆..

问:能否谈谈您当年和大学生文坛重要人物交往的故事?

答:我们中大《红豆》在《这一代》事件中参和得这么深,成为和武大《珞珈山》、北大《早晨》一起的三个主要轴心之一,其实有很具体的个人因素.北大《早晨》的主编黄子平,其实几乎算是我的“发小”———我们是早在知青年代,就在海南农垦兵团认识并结为知己莫逆的好朋友.这一层“私交”,是我和周小兵作为中大《红豆》的代表,很早就住进了北大(那是大学刚放暑假的七月中)黄子平的宿舍的原因.而武大的张桦,则因为他本身就是北大教职员的子弟,所以我们一到他就从黄子平那里联系上我们,可以说,最早的办《这一代》的想法,包括改定刊名、如何轮流编辑运作等等,都是我们这“三方”先行商议的,那是远远在其他大学代表没有抵达北大会合之前.另外,通过黄子平和办《这一代》,我和子平的同班同学如陈建功、查建英等几位,都成了深交至今的好朋友.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可算中国大陆留学生文学的“开山之作”的《远行人》,就是陈建功的夫人隋丽君给我做的责任编辑.

还有当时参和办《今天》的徐晓,其实也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的刊物《初航》参和了《这一代》的创办,现在也是很熟悉的老朋友.记得是2009年在北京和徐晓一块儿吃饭,她送我一本回忆性的新作,里面有一篇提到《这一代》,我告诉她:我也是“《这一代》人”.她大为吃惊:“我怎么不知道?”我找出书里那张开完《这一代》办刊联席会后的合照(我也有过同样的一张照片,但现在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了),指着其中我的头像,她“噢”了一声说:“哦,这么一来,我倒把你当时的样子想起来了.”另外,在海外,武大《珞珈山》当年真正的灵魂人物,也是《这一代》事件的主角高伐林,其实多年来一直是我在海外声气相投的好朋友.说声气相投,是因为平时联系、见面虽不多,但一直彼此关注,也惺惺相惜,一见面就感到很熟悉,很亲切.

更有趣的是,1980年春天我因私事到长沙湖南大学,还曾顺道以《红豆》主编的身份(但我记不起是怎么联系上的,是谁搭的线),和当时以湖南师院学生刊物(忘记他们刊名了)主编身份的韩少功以及他的朋友们见过面,做过交流.韩少功当时已开始成名(好像刚刚在《人民文学》发表《月兰》不久),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学生头儿.记得当时,他们湖南师院(后来也改名师大)刚刚发生了一场学潮,是韩少功同样以老辣的“革命世故”,带领几位骨干最后为平息学潮起了关键作用.具体的学潮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后来在海外出版过英文自传《革命之子》、又主编过海外80年代中曾经很风行的中文刊物《知识分子》的梁恒,当时在湖南师院和外籍教员谈恋爱、结婚,好像惊动了 高层,他当时也是卷入那场学潮的主要人物之一.很奇怪,后来我跟韩少功成为了熟朋友(1987-88那两年,少功只要进京,常常就在我京西双榆树的小屋里睡沙发),但我们好像从没提起过当年在长沙初识的话题,也许他也早把这一段很短的青嫩时光的邂逅忘记了.

问:请问您当年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文学社团联系的紧密吗?互相交换的刊物有哪些?

答:互相交换的刊物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但研究者很容易查询出来.可以说今天你们能查到的各种刊名,我们当时都有作互相交换.虽然有很多你来我往的刊物寄赠交流,但社团之间的联系却并不经常也不紧密.只是在广州市内,我们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学院(当时也还不叫大学)、暨南大学的文科学生(都是围绕一个刊物或社团的活跃人士),曾经参和到当时广东和广州市作协的一些和推动文学新思潮有关的活动之中.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广州青年文学会”的跨校和跨社会的文学沙龙式的社团,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新锐的作品和评论,给当时沉闷的广东文坛输进了一些新鲜空气,也受到了来自作协的某些保守领导人的非议和压力.那是《红豆》被关停的1981年前后的事情———可以说是《红豆》影响的余绪吧.我担任的是“广州青年文学会”的副会长(会长是陈国凯,另一位副会长是孔捷生),是当时各种的主要活动的张罗者和执行人(包括要承受批评和到省作协会议上对质疑声音作答辩),因为我在1982年初77级一毕业就赴美留学,“广州青年文学会”随之就因无以为继而停止了活动.

红豆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关于中山大学学生刊物红豆故事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红豆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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