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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拓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不但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他的新闻出版思想及其成功实践也为我们带来了深刻启示.
关键词：邓拓;新闻家;思想;启示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是我党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自1961年3月起,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开辟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并于1963年出版了《燕山夜话》合集.从1961年10月至1964年7月,邓拓又与吴晗、廖沫沙一起,以吴南星的笔名,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共发表了60多篇杂文.“”初期,邓拓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遭到批判,1966年5月18日留下绝笔后含冤自尽.邓拓作为我党宣传战线的重要成员,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主要宣传机构的领导职务,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邓拓从事《晋察冀日报》的领导工作长达十年之久,他的新闻出版思想及其成功实践也为我们带来了深刻启示.
一、一段奇迹般的历程
邓拓先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和河南大学,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并加入中国,从而为他终生从事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奠定了基础.
1937年9月,邓拓随同原北平市委书记黄敬来到五台山抗日根据地.他觉得来到敌后从事新的革命工作具有开拓性意义,于是为纪念自己人生历程中的这个重要转折同时也为了自勉就改名为邓拓.1937年11月,在太原沦陷前夕,决定在五台山地区成立晋察冀军区.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创刊,邓拓成为该纸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38年4月,《抗敌报》划归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委领导,成为边区党委的机关报,邓拓受命担任《抗敌报》社主任,全面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1]这是他办报生涯二十年的开始,也决定了其一生的人生轨迹.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版为《晋察冀日报》,邓拓担任分局党报委员会书记、《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作为边区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建设是这份边区党报的定位.而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艰苦的工作环境,却对邓拓的新闻实践带来巨大挑战.
为了适应日趋残酷的战争环境的需要,邓拓要求报社人员“一手拿保卫自己,一手拿笔坚持出报”,既是战士,又是报人,硬是在烽火连天和硝烟弥漫中闯出了一条办报之路.为便于携带铅字,邓拓提出要求,让大家尽量在三千个常用字内做文章;同时为便于携带设备,又尽量让设备轻便,只用八匹骡子就可以全部运走,从而在我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三千字内著文”和“八匹骡子办报”的佳话.[2]
与时间赛跑是邓拓在新闻实践中养成的一种习惯.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刊载的由邓拓执笔的一篇篇激昂的文字,很多就是他在行军途中骑在马背上构思,空闲时便拿出纸和笔,迅速将头脑中的东西形成文字这样诞生的.同时,只要有24小时的相对安定时间,就要争取出一期报纸.为了及时送出报纸,邓拓还要求秘密发行的路线保持畅通.除此而外,他们在根据地中心区的平山县滚龙沟及阜平县的沙河南北两岸,分别设有3个印刷厂和12个物资储备点,以保证无论行军到哪里,都可以立即出报.[3]
在党的领导下,在邓拓等人的主持下,《晋察冀日报》及其前身《抗敌报》,办报10年6个月零3天,共出版2845期,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无法办报的艰困条件下编辑、出版、发行的.因此,《晋察冀日报》的创办史,也是邓拓在新闻道路上所走过的一段奇迹般战斗历程的生动记录.
二、始终坚持党性原则的新闻思想
党性原则是邓拓新闻思想的首要内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绝大多数报纸属于党的各级机关报.和晋察冀分局先后就党报工作作出指示,把“全党办报”列为党的宣传方针与主要任务.1944年4月22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邓拓亲自执笔的题为《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的社论,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人办的报纸,应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集体的组织者’.这是马列主义新闻政策的基本观点.”接着,邓拓集中阐述了根据地党报的出版思想,认为全党办报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密切与群众的联系”.社论是党报的灵魂和旗帜,因此邓拓一贯强调社论对于报纸的重要性.据不完全统计,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的社论、评论共有900多篇,作为抗日战场上一种无形的锐利武器,宣传了马列主义、思想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政策,既极大地鼓舞着晋察冀边区的军民,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群众路线是邓拓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扩大报纸的影响,《晋察冀日报》在《抗敌报》时期,就创办了通俗性副刊《老百姓》,[4]后又创办了通俗性专栏《子弟兵》.《晋察冀日报》用通俗的笔法和老百姓的语言,向老百姓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使群众感到熟悉和亲切,拉近了报纸与群众、党与群众的距离,成为晋察冀根据地的老百姓阅读率最高的报纸,同时也成为邓拓运用群众形式反映群众内容的成功尝试.发动群众参与写作是群众路线的又一体现.
“游击办报”是邓拓新闻思想的卓越实践.举凡办报,都有固定的社址,且大多设在中心城市.像邓拓他们这样办了十年中等规模的报纸,发行量从几千份增加到几万份,编辑部也从十几人发展到百余人,不但社无定址,报社人员经常风餐露宿,以野菜和黑豆充饥,却能够坚持下来,而且经过革命烽火的锻炼和生与死的考验,他们胆愈壮、心愈雄,这不能不说是新闻史上的一大奇迹.
三、出版史上的壮举
邓拓负责的《晋察冀日报》社又是根据地最主要的书刊出版社,从1938年到1948年,报社一直把印刷出版马列著作和著作以及政治理论读物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从出版第一本铅印本《论持久战》开始,报社大量翻印了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政治理论读物,如《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英国工人运动》、《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概论》、《论反动派》等.为了深入普及马列主义理论,邓拓还组织出版了包括《马列主义初步》、《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简史》、《民族主义革命》、《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等在内的“通俗大众哲学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5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邓拓主持编辑出版了第一部五卷本的《选集》.尽管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后来出版的《选集》那么完善和精美,但是它对传播思想具有开创之功,对当时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在《选集》卷首“编者的话”中,邓拓不但高度评价了“天才的领袖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充分肯定了这位“近三十年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完全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深刻阐述了思想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指导作用,认为思想是“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5]因而为中国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宝贵贡献.
在邓拓的组织领导下,《晋察冀日报》社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共出版书籍一百二十九种、近八十万册.从日本投降到进入张家口,一年中出版马列著作、著作、党的政策文件、社会科学基本理论、时事政治读物等九十六种、五十七万六千余册.如此大量的书在战争年代的敌后得以出版,实非易事,堪称壮举.
参考文献：
[1]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人民新闻家邓拓[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9.
[2]田建平、张金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5.
[3]何晏.“文旗随战鼓”——邓拓与“游击办报”[J].中国记者,2006（7）：40-41.
[4]张帆.才子邓拓[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132.
[5]邓拓.邓拓全集（第二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220.
毛锥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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