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记大公报闪烁新闻专业主义光芒中国近代报刊先行者》：本论文为您写先行者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实践一方面闪烁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主要体现为：“国家公器”的媒体功能定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职业报人”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充实而精粹”的新闻报道和“勇敢而锋利”的社评；“服务公众”的服务意识.另一方面它和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存在差距.
关键词：新记《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办报理念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90-02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在天津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倡“文人论政”,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史称“新记《大公报》”.新记《大公报》致力于新闻客观、言论公正、经营独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办报理念.虽然“新闻专业主义”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新记《大公报》的主持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独特的办报理念表述为“新闻专业主义”,但从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来看,新记《大公报》的办报实践和理念和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有着很多共通之处,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具体实践闪烁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
一、“国家公器”的媒体功能定位
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新闻媒介是社会公器,必须为公众服务,其从业人员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新记《大公报》续刊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于“国家公器”,以此区别于完全着眼于“宣传”的政党报纸和完全着眼于“赚钱”的商业性报纸.胡政之在《在重庆对编辑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指出：“自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替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1]胡政之认为中国报人办报多是两种目的,一种是商业性质的,和政治没有多少联系,主要以赚钱为目的,以不问政治为标榜；另一种是政治性质的,和政治联系紧密,办报人的办报目的就是通过报纸为某 派进行政治宣传.而新记《大公报》要区别上述两种报刊,为中国报业开辟一条崭新的路径.这里所谓“开辟新路径”就是把新记《大公报》定位为“国家公器”.关于这一定位,胡政之在《新闻记者最需要责任心》一文进行了阐述：“我们以为新闻事业应为国家公器,新闻记者应为社会服务.所以新闻事业不应该专重营利,只图赚钱；也不应该专供政治利用,要为公理公益张目.”[2]
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报刊必须是一个独立专业,必须自主,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党派、更不做政府喉舌.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续刊之日的《本报同人之志趣》一文中就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一是不党.张季鸾认为,党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各个国家都有党派,也有党报.“不党”的意思就是声明报社和中国各个党派没有任何连带关系.“不党”不是对于民族危亡的局势持中立态度或袖手旁观,也不是敌视各党派.“不党”是指原则上平等看待各个党派,单纯以公民的立场发表意见,并且无成见,无背景.某党派的行为有利于国家,我们就拥护,某党派的行为有害于国家,我们就谴责.二是不卖.张季鸾认为,报刊要想言论独立,最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独立.因此本报申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也就是说不接受任何带有政治目的的金钱资助,也不接受任何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报纸上的言论,只能局限于作者的知识和感情,但绝不能被金钱左右.三是不私.张季鸾认为,报社所有人,对于报纸不能有私图私用,主张报纸向全国开放,成为公众喉舌.四是不盲.张季鸾认为,“不盲”并不是自诩其名,而是自勉之词.他具体解释“不盲”有四层含义,即：不盲从、不忙信、不忙动、不忙争.随声附和是“盲从”；一知半解是“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盲争”[3].新记《大公报》“四不”办报方针确立的独立和中立的办报理念体现了报纸不受政治控制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同时也是新记《大公报》定位为“国家公器”的最好印证.
三、“职业报人”的从业者角色定位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产生的一个前提是新闻业是一个独立的行业,新闻记者是一种固定的职业.在中国,最初从事报业的人一部分是为生计所迫的边缘文人,另一部分是宣传某一思想的启蒙家和政治家,他们并没有把办报视为终身职业,也没有把自己定位为“职业报人”.而新记《大公报》的从业者则明确把自己定位于“职业报人”.张季鸾在《本报同人的声明》中说：“而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4]在《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中说：“本报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绍介愚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偏见,有偏私,兢兢自守,十年一日.”[5]《大公報》主持人张季鸾、胡政之用实际行动证明自的“职业报人”身份,在《大公报》取得成功后,他们都有机会做官,但都选择了做终身报人.此外,为了使新记《大公报》从业人员更加职业化,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职业要求和道德规范来约束从业者.
四、“充实而精粹”的报道和“勇敢而锋利”的言论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报纸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新记《大公报》通过充实而精粹的新闻报道快速、准确地向人们告知国内外一系列重大事件,通过勇敢而锋利的言论对社会进行干预和规制.张季鸾说：“报纸生命,首在新闻.”[6]无论国内报道还是国外报道,新记《大公报》始终致力于向读者传递最全面、最精准的信息.在国内抗战报道中,《大公报》涌现出一批出众的战地记者.范长江是第一位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的记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是第一个国统区到延安采访的中国记者,他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蜚声国内外.抗战全面爆发后,孟秋江、陆诒等一大批《大公报》记者奔赴抗战前线,重大战役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战地记者张高峰1942年赴河南采访,撰写的通讯稿《豫灾实录》,大胆揭露了河南遭受“水、旱、蝗、汤（恩伯）”四灾实情；在国际报道中,《大公报》记者曹谷冰是中苏建交后第一个前往苏联采访的中国记者,通过《苏俄视察记》向国人介绍了苏联建设情况；萧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记者,从伦敦一直追随盟军到达柏林,写下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从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他都进行了报道；吕德润作为《大公报》驻印度、缅甸特派战地记者,随中国远征军征战印缅,向国人报道了中国远征军国外作战情况；《大公报》还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派遣了记者朱启平,向英国舰队派遣了记者黎秀石,其中朱启平写下经典名篇《落日》,向国人报道了密苏里战舰上日本投降签字仪式.除了给公众提供全面准确的新闻,新记《大公报》还主张“文人论证”、“文章报国”,通过勇敢泼辣的社论和兼容并包的“星期论文”对社会进行干预和规制.张季鸾一直认为如果报纸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算对社会尽到基本责任,报纸必须发挥评论作用,对国家大事发表独立见解,尽到对国家社会的扶助指导之责.胡政之也说：“成功的报纸必须是领导社会前进.”[7]“夫新闻记者负有指导社会之职.”[8]胡政之认为《大公报》对国家的贡献,对社会的推动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完成统一；二是拥护抗战.北伐时期,《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以“三骂”脍炙人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公报》通过发表社评《党祸》批评南京政府屠杀青年；西安事变后,《大公报》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战爆发后,《大公报》通过《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在割稻子》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力主抗战到底.此外《大公报》还借助“星期论文”汇集国内各专家学者观点,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先行者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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